［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08）01－0022－05 在2006年《教育科学论坛》第11期上，我发表了《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简略地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意见。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议，引起我对如何看待“国学热”的再思考，略陈所愚，以就教于方家。 一、“国学热”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国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国际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消极的作用，为了解决科技发展出现的负面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大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孔子学院的创建，正是适应了这种思潮的要求。在国内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族意识勃兴，同时又遇到了在青少年一代的道德修养中出现的问题，于是便思考着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解决的内容和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与教育，就成为传承的重点。所以“国学热”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为此，“国学热”的兴起，是好事；在“国学热”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和争议，也是好事。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不可能有古代文化的繁荣。如果今天能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国学的争鸣，毫无疑问对我国文化的新发展，一定会起到推进作用。 但是，在“国学热”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发高烧”，要掌握一个“度”；更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就是说，学习古代文化，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要随意解说，简单从事；也不要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搞迷信和复古。因而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都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应当学习些什么？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虽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个大家。韩非子在《显学》篇中即已经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以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汉代刘歆在《诸子略》中，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如将小说家除外，即“九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九流、十家”称谓的来源。在这十家中，对宇宙、人生、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精辟的文化宝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古代希腊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伟大贡献，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以此来评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繁荣，以及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恰当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和骄傲！ 现以儒、道、墨、法四家作为代表，作些简介： 先说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其主要继承者是庄子（名周），世称“老庄”。 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宇宙观，是对殷周以来具有无上权威和人格特征的天命观的极大冲击，是对宇宙本体论的新探索。 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清静淡泊、归真反朴”（同上第28章）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政治上，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和使民“自化”（同上第57章）的重要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以求得修养生息，社会稳定的功效。除此之外，还提出一整套的治国安邦的策略和方法。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道德经》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同上第2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同上第58章）等等，具体说明了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道理，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同上第40章）。老子对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道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 庄子是老子的主要继承者，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发展为绝对的“无为”，将老子的辩证法发展为极端的相对论，作出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重要篇章，启发人们去追求“无己”、“无功”、“无名”与“无待”的最高境界，以求得人彻底解脱私欲的羁绊。庄子这些思想，无论是在积极方面，还是在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道教产生后，老子成为道教的教主，《道德经》也被奉为道教的《道德真经》；庄子在唐代也被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当然道教与道家，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个问题。 再说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名翟），为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初学儒术，后来由于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从儒家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学派，即墨家。他广招弟子，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组成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社团，“虽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有平民意识，有游侠作风。成为当时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篇》） 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多种主张，其中包含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在《兼爱》中提出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在《尚贤》中，不但对选贤任能做了系列的规定，而且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平权思想。他提出的“三表法”，至今还闪烁着思想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