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价值取向重心的转移：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07)12-0007-05

      关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分析和思考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有利于加强教育研究自身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教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本文尝试以《哈佛教育评论》(以下简称HER)为案例，分析和探讨教育研究的转向问题。

      HER是一本学术性教育刊物，自1931年创刊以来，该刊物就以其全面性、权威性和独特性，成为教育领域最有声望的教育刊物之一。本文是基于对1931年～2000年间HER发表论文的统计分析，探讨教育研究重心转变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一、教育研究中“学科本位”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介于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价值取向对实践起着决定性作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实践。对教育研究来讲，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把HER中关于教育自身问题的研究主题，如教育哲学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史研究等看作是教育研究中“学科本位”的价值取向。

      1.统计显示的结果

      统计显示，1931年～2000年发表在HER上的论文共计1655篇，其中关于“学科本位”价值取向的文章共计269篇。如果以十年为一个时间区间，统计关于“学科本位”价值取向的文章占总体研究的百分比(见图1)，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研究中的“学科本位”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最高峰，1960年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1960年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学科本位”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研究涉及到的具体研究比较多，为了突出重点，把问题分析透彻，这里以教育哲学为例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教育哲学研究为例，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因为教育哲学研究是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项。就拿1951年～1960年这个时间段来说，以“学科本位”为价值取向的研究占总体的百分比为30.7％，其中教育哲学所占的百分比为18.6％，占3/5强。选取教育哲学研究为例的第二个原因是，教育哲学研究所占总体研究的百分比与以“学科本位”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研究所占总体研究的百分比的走势一致：都是从1931年开始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开始滑落。综合以上分析，选择教育哲学研究为例进行学科本位价值取向研究分析是有代表性的。

      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1年～1960年之间，由于教育哲学研究空前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总体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为18.6％。这个比例较之其前后的两个十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其前十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比其后十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以1960年为界，也就是说以1931年～1960年为一个时间段，以1961年～2000年为一个时间段考察教育哲学研究的话，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教育哲学研究的变化(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教育哲学研究的比例在1931年～1960年为7.5％，是1961年～2000年2.3％的3.3倍。由此可见1960年以前对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视程度。

      另外，从HER所刊载的专刊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HER经常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以专刊(Special Issue)和专题讨论(Symposium)的形式来对某一个问题进行专门探讨。1960年之前曾有2期专刊专门讨论有关教育和哲学的问题。比如1956年的“教育哲学的目标和内容”和1958年的“哲学对教育理论的贡献”。虽然1960年以后也有关于教育哲学的专刊和讨论(1963年、1981年)，但从涉及到的文章数量来看，相差甚大。在1956年的讨论中共涉及25篇文章，1958年的讨论中有7篇，而1963年只有3篇，1981年只有4篇。可见，1931年～1960年这个时间里，对教育哲学问题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1960年以前，美国教育研究是以“学科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2.原因分析

      教育学的产生是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为标志的，而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要晚得多。教育哲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19世纪的事情。1848年，德国哲学家洛孙克兰兹著书《教育学的体系》。直到1894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将此书译成英文时定名为《教育哲学》，才是教育哲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开始[1]。自20世纪以来，对教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纳托尔普的《社会教育学》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两本著作都发表于20世纪前半叶，这是教育哲学发展的一个大的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