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家庭的经济活动称为“治生”①。中国古代最早的家庭经济学即“治生之学”开端于先秦的商家。秦汉以后，商人“治生之学”逐渐向地主“治生之学”转化。贾思勰《齐民要术》②的出现，就是地主“治生之学”确立的标志。 作为“我国现存的一部古代家庭经济学”[1]，《齐民要术》中不仅记述了许多农业生产技术，更探讨了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集中反映了地主阶级经营农业来增加财富的微观管理思想。这些内容在中国古代都属于“治生之学”的范畴。但是，“学者一向将《齐民要术》仅看作是一部伟大的古代农书，忽略了它所涉及范围不止于农业生产技术，对于指导地主阶级如何经营管理他们的田庄也是它的很重要的内容。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远比将它仅看成农书要恰当得多。”[2]《齐民要术》中有如此丰富的地主“治生之学”内容，那么其地主阶级的家庭经济管理思想的产生背景，更加值得人们思索和探讨。 一、《齐民要术》中地主“治生之学”产生的时代原因 贾思勰青少年时代，正是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运动的“太和盛世”，北魏比较强盛繁荣的时期。而中年和晚年则处于北魏由兴盛走向衰败，由统一走向分裂，社会由稳定走向动荡不安、战乱纷纷而起的年代。《齐民要术》中的地主“治生之学”的产生，是带有贾思勰生活的时代特征的。 三国、两晋以后的长期战乱，使北方的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西晋实行的占田制，并非真正的计口授田，只是对已占有的土地予以承认，对未占有的土地规定一个占地限额，起到了鼓励农民垦荒的作用，并抑制世家豪族兼并土地和荫冒人口，使豪强地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建立起北魏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和从黄河流域人民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重农”便成为了北魏的国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户制”，实行均田、租调制。均田制是在不触动私有土地的基础上，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一种土地制度，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制将耕地分为露田和桑田等。均田制的推行是以政府掌握大量无主荒地为前提的，扶助了小农经济，使大部分农民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租、调的减轻，使农民负担减轻，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支配权利，从而改进了生产的条件；另外，桑田作为世业，使他们有较大的能力和主动性来增加蚕织及其他工、副业生产，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这些措施，通过规定还授制度和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定程度抑制了世家豪族对土地的无限度侵占，促进了农业恢复与发展，使一部分农民从豪强地主的依附中脱离出来，成为拥有土地、自立门户的“编户之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力的发展条件。这样，懂得农业生产的部分“编户之民”开始富裕起来，中、小地主的数量因此有所增加。这些没有权势地位的平民地主不仅关心“治家人生业”，而且也考虑充分利用土地，追求产量和收益的增加，重视地主家庭的经济管理问题，自觉总结“以农治生”的经验。贾思勰就是其中的一例。 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社会经济恢复了，商品经济进入了恢复的阶段。[3]洛阳重又变成了一个工商业繁荣的城市，逐渐恢复了汉代的旧观。据北魏时人杨炫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当时的洛阳有各种各样的里、坊220个。除洛阳这样的城市外，各州、郡治所也有相应的规模。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大量的人口与财富，因而成为农产品重要的消费者。贾思勰已充分认识这一点，指出用“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4]来种葵菜，获利甚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业化与经济作物的种植。《齐民要术》中就有相当的篇幅讲论供应城市需求的农产品种植和生产管理，如在蔬菜方面种葵、蔓菁、胡荽等，经济作物种红花、栀子、蓝等，畜养方面的养羊和养鱼。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还下诏铸造“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③。并且改变了长期以来官俸给绢的办法，将百官的俸禄—绢—折合成铜钱来支付[5]。这也是商品经济和商业有了相当恢复和发展的标志。 当然北魏孝文帝虽然铸钱，但流通并不广泛。加之后来劣钱泛滥，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仍是钱和实物两用。在《齐民要术》中，贾思勰在描述各种商品的价值时，说到的“得米、得绢、直绢、得奴、得婢、得银、得钱”，反映出当时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例如：《齐民要术》中，小木材和小木器买卖以钱计，如种白杨“以蚕樀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6]还有其它收入。种榆部分提到，五年的小榆木可作屋椽，一根值十文；榆木作的陀螺，一个三文。“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7]并给出“一束三文”[8]的数字和它项收入。大木材和木器大件则以绢计，如十年的柘木，一株值绢十匹；柘木作的马鞍，一具值绢一匹；榆木作的车轮，一具值绢三匹，等等。蔬菜和经济作物还用小米计，如一升葵秧值一升小米，一斛红花子值一斛小米等。《齐民要术》中在种葵、种蔓菁、种胡荽、种谷楮、种槐柳楸梓梧柞、种红蓝花及栀子、种蓝等篇也都有产品售卖和计价的载叙。从售品单价中，人们可以推算出；用工每日工价十束柴，约合30文。还可以得出顷亩栽树、种菜、种药收入合钱数、米石数、绢匹数的变换关系数。当然，书上“以蚕楠为率”，指明是约略的概算。但这也是农书古籍中难得的农事经营数字，反映了贾思勰的“治生”思想。 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从魏、晋兴起的清谈玄学主要在东晋和南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在文化积淀深厚的北方地区则基本消失了，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北方社会更讲求质朴、讲求生产实际。《齐民要术》这样关心社稷民生，重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地主“治生之学”的农书产生于当时的北方正是这种社会氛围使然。其“叮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9]的写作原则正是当时北方崇尚实际的社会风气的体现。在《齐民要术》中，讲到西兖州④刺史刘仁之曾试为区田⑤，人们不再把农业生产完全看成是“小人”的工作，读书人和官僚也开始关心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