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8）04－0089－05 引论 美利坚民族与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宪法建构的产物，是政治的产品。正是美国宪法将一个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移民国家聚合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① 而美国宪法又是共和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的产物，共和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原旨。[1] 反联邦党人认为，共和是使人民的财产和人身免于侵害的最佳宪政模式，它的稳定性和生机活力没有任何一种政体可以超越。[2](P266) 事实上，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还是一种制度建构模式，它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无法消除内含于共和主义之中的客观张力。[3](P5) 这种张力的根源之一来自于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核心——混合政体。共和国的稳定与繁荣在于混合政体对智慧、美德、自由的完美结合，但这三要素内存一种不可化约的张力，要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共和主义寄企于公民美德的支持。佩迪特把公民美德的内涵概括为两方面。公民美德既包括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对政府统治的信任，也包括对统治者保持永恒的警惕。[4](P85) 公民美德的要义在于维持共和主义政制框架的稳定，它的基础是人们对共和主义政治理念的认同，对自身在政治共同体中位置与责任的体认。 一、混合政体：理想与实践的张力 混合政体的提出者，一般归功于波利比阿，近代混合政体的复活也主要基于波利比阿的卓越理论贡献。事实上，混合政体理论的发源应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鉴于斯巴达过分强调军事组织，导致国家衰落的贵族制；波斯由于君主政体与僭主政体导致的衰落；雅典由于民主政体的无节制导致的衰败，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混合政体理论。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首次提出，混合政体的界定建立在柏拉图的六种政体分类基础之上，即君主政治、僭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暴民政治。柏拉图认为，混合政体实现了智慧、美德、自由的有机结合，是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模式，并已经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撑。亚里士多德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接纳和完善了柏拉图的混合政体理论，是政治科学历史上把制度、态度、思想与过程的绩效联系起来的最早的解释性理论。[5](P72) 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在遥远古代的杰出实践者，美利坚合众国则将混合政体这一古代政制遗产继承发扬至今。 波利比阿是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理论的最佳观察者与阐释者。他的混合政体思想毫无疑问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是他的混合政体思想的原型在罗马共和国。他认为罗马的强盛与自由主要来自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制度，罗马之所以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让几乎全世界都匍匐在它的铁蹄之下，就在于它的政治宪法。[6] 混合政体优于一切单一政体。波利比阿提出：在一个国家中进行任何实际的行动，其成败的关键是它的政治组织形式。混合政体集合了各种单一政体的特点，将君主、贵族、民主三种因素加以精确的调整，使其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混合政体不但是罗马得以强盛的原因，也是它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7] 单一政体是不稳定的，它们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蜕变为暴民制。君主制的精义在于人们对他的自愿认同，而不是恐惧和暴力。贵族制的要义在于权力必须由最具有正义和智慧的人来行使。同样，建构一个全体民众为所欲为的民主政体就是暴民制。只要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在政府中得到展现，这样的政府就是民主制。[8] 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由混合政体组织起来的，在其中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成分。如果从执政官的权力来看，罗马是君主制，从元老院的权力来看，它是贵族制，从人民大会的权力来观察它则是民主制。[9] 共和国的整体权力被这三大机构划分和承担。这三者各自拥有自己的最高权力，它们之间的权力是相互牵制与相互配合的，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离开其它机构而做出重大行动。当某一结构变得特别强大的时候，其它两极就会合力控制它的权力扩张趋势。当国家面临重大灾难或者外敌入侵的时候，三大结构则会通力合作，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这种政体中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制约是混合政体具有生命力和威力的原因所在。[10] 这种政体的领导力量是国家中的贵族，同时又不排斥普通民众。恰恰相反，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与权利是共和国共有、共享、共治的体现。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就犹如一艘没有船长的渡船，它非常容易被民众的暴风骤雨所倾覆。斯巴达的混合政体设计在这方面优于雅典，但它的设计不适合于对外扩张。迦太基的政体类似于斯巴达和罗马，但是进入汉尼拔战争时期以后，人民在整个政治结构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只有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既具有混合而平衡的政府结构，又保留了传统的公民美德。它还具有良好的宗教制度和对商业发展的重视。正是这种良好的混合宪制使罗马共和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11] “在整个政治观念史中，西塞罗是被引用率最高的作家”，[12](P163) 西塞罗呼吁回归到格拉古、马略、苏拉所在的民粹主义和内战之前的早期古罗马共和国的结构和文化。[13](P76) 承继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理论衣钵，西塞罗把混合政体理论与他的共和国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希腊时期，智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宇宙本源的追根究底以及对善的生活的沉思；罗马人强调的则是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西塞罗反对希腊的纯粹思辨，拒绝创造观念上的理想国，倡导一种政治的生活。西塞罗主张“把那些哲学家在其各自角落喋喋不休向我们耳朵灌输的那些东西变为现实，而不是变为语词。”[14](P1) 西塞罗抛开柏拉图的虚幻理想国，远离斯巴达、迦太基，选取和他自己切身相关的罗马共和国作为自己研究的原型。相比之柏拉图，更具现实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则成为他的共和国概念的理论渊源。他的共和国概念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共和政体的影响，如混合贫富、混合多数与少数，实施法律之治。他的混合共和政体概念则主要来源于波利比阿，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中占人口多数的平民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波利比阿作为罗马共和时代最伟大的混合政体研究权威，他的共和国则是由国家中的贵族主导。西塞罗的混合政体理论是和他的共和国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和西塞罗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