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2-0113-06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学界兴起了研究制度的热潮，围绕新制度主义是否有意义，何种制度主义最能反映现实，新制度主义到底是一种规范理论还是实证理论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战。论战之后，新制度主义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话说，就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范式革命[1]。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改革正逐渐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努力。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开始探讨制度问题，译介了许多新制度主义著作，发表了很多研究论著，新制度主义思潮已在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以下，笔者将对照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政治学界接受理论新思潮时的行为与态度，探讨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引入西方理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学研究主张。 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 “制度”是政治学中最古老的话题之一。且不提古典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制度的关注，从政治学在19世纪末正式成为独立学科时算起，制度就是西方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整个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都是制度主义的。早期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描述—归纳、形式—法律、历史—比较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构成了旧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硬核’”[2]。当年美国政治学界领军人物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伍尔西(T.D.Woolsey)等研究的重心都是国家体制问题，威尔逊的《国会政体》便是此类著作中的经典。 进入20世纪，先是芝加哥学派的兴起，紧接着是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还有影响极大的理性选择理论，旧制度主义范式迅速湮没无闻。戴维·伊斯顿对行为主义特征的总结也同样适用于理性选择理论，即：(1)政治学的目的是建立经验理论，从而最终成为一门可以预测和解释的科学；(2)社会科学应当探索理论范式，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相互支持；(3)价值中立，注重实证研究；(4)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贯通的，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合作有助于政治学发展；(5)政治学者应当发展完善方法论；(6)个体主义方法论，政治分析应关注个体及由个体形成的集体行动，而非政治制度[3]。 尽管行为主义思潮及理性选择理论繁盛一时，但反思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呼唤制度回归的声音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早在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凯伊(V.O.Key)、达尔和伯恩海姆(Walter Dean Burnham)等已经感觉到，抽象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要获得历史数据，要研究长期政治变迁，就绝不能忽视历史和制度[4]。到60年代中期，各个政治学研究机构已经广泛地分化为“行为”和“制度”两大阵营，到处都有行为主义的拥护者和制度主义的拥护者，前者主要关注投票、公共舆论、政党和利益集团，后者则着重研究国会、总统制、官僚机构和司法部门等。当时有好几部获得美国政治学界最高奖伍德罗·威尔逊奖(Woodrow Wilson Award)的著作，都掺杂了制度主义视角，例如达尔在《谁统治》一书中对市长重要角色的描绘，鲍尔、波尔和戴克斯特(Bauer,Pool & Dexter)在《美国商业与公共政策》中对国会议员相对自主性的研究等。旧制度主义往往流于描述，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和法律条文，而这些新制度主义取向的著作则注重理论构建，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正式制度规范上[5]。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制度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兴起。诺斯(Douglass C.North)在70年代就开始构建自己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1978年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出版了历史制度主义名著《在权力与财富之间》，1979年社会学家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国家中心观。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James G.March & Johan P.Olsen)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撰文，正式宣告政治学领域内新制度主义的诞生。马奇和奥尔森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理论存在背景决定论、化约论、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功能主义等五大问题，政治学研究决不应该忽视制度分析①。自此以后，新制度主义开始蓬勃发展。 在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Peter Hall & Rosemary C.R.Taylor)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新制度主义被大致划分为三大流派，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一划分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共识。这三个流派对制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典型行为假设如固定偏好、效用最大化等，认为制度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激励或约束，理性的政治行动者面对制度应采取各种策略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有诺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谢普索(Kenneth A.Shepsle)、麦卡宾斯(Mathew D.McCubinns)、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等。 2.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从广泛的意义上研究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运作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代表人物有斯科克波、卡岑斯坦、霍尔(Peter Hall)、瑟伦(Kathleen Thelen)、埃文斯(Peter Evans)等。 3.社会学制度主义从社会意义、习惯、认知等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制度，研究制度的效率、异同、合法性等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其特定的学科属性，对政治学研究影响不大，政治学领域中涉及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马奇和奥尔森。 进入新世纪之后，新制度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其面临的困境也日渐凸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新制度主义者仍然无法确切地界定制度，也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测量它，他们眼中的制度包罗万象，难以捉摸，既可以指宪法、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可以指文化、习惯、风俗、互动模式等极端模糊的社会现象。同时，新制度主义的几个流派在解释力上仍有诸多不足，在此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