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⑥

作 者:

作者简介:
初清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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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知识场”的提出,就是要借鉴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现象,为文学史写作,特别是处于不断转型中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学术界对知识社会学的介绍研究大都还局限在社会学领域,主要是以介绍、研究、运用其中某个人的理论为主要方式,舍勒、卡尔·曼海姆、布尔迪厄、福柯、哈贝马斯、伊格尔顿等的著述都是对国内学者极具吸引力的,而明确提倡或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还极为少见。知识社会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某些自发运用,常被视为是“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也说明,现阶段文学批评者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掌握,还远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语言学的程度。但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绝对可以媲美心理学、语言学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的。

      文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根本不同,就在于基本文学观念的差异。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文艺学学科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王逢振、王宁、王岳川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国外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把文学视为某种文化的一个分支,容易忽视和遮蔽掉许多属于文学特殊性的内容,因此,目前很多文化研究常会被坚持文学特殊性的研究者所诟病。文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则是以文学本身为目的和对象的研究。既可以梳理出文学这门独立学科的知识发展脉络,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又能透析这种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避免落入文化研究的窠臼。

      要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首先要跳出以往“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摹仿”、“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文学观的局限,确立文学“知识”观,即文学是“知识”,是一种独特知识形态的基本文学观。用“知识”来解释文学,乍一看,大概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文学理论是知识,毋庸置疑;而把向来以浸满情感汁液、鲜灵活现而感人、带有虚构色彩的文学作品,与干巴枯燥以实用性见长的“知识”相提并论,较难接受。这种感觉主要出于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的偏见。知识是人们在认知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不仅包括理性判断,也应该包括感性经验。集中表达了作者对创作对象的个人化理性认识和感性经验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综合的知识形态。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当然,这些作品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些零碎的知识片段,更多的是事件中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细节所凝结的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颠覆了神性和权威。文学个性越来越被大行其道的复制、拼粘所淹没,人不过是各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序列中的一环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于是,福柯扛着知识大旗宣告:人,死在奔腾不止的语言长河中;死在永无穷尽的知识序列里。文学也不再只是文学产生之初作家沾沾自喜的与众不同的个人创造,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某种认识或是情感总逃不脱时代认识的局限。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言,“在当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①。因此,无论是把文学作品视为作者理性认识的表达或是感性经验的呈现,都说明作为作家想像现实生活主要方式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只是文学理论,包括文学作品,也都是一种知识形态。因此,构成文学作品的,表面是语言,实质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知识。

      或者可以说,文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知识的个人化表达。以“知识”为视点来认识文学实践,可以看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所提出的以作品文本为核心的“四要素说”的局限性。文学活动的构成要素不仅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种,还包括文学研究批评者、各种传媒出版机构的编辑、高等学校及专业研究机构中的专家等,另外,书店的发行情况也不容忽视,它表征着文学场域的一极—市场—经济的参与情况。四要素的身份角色也必然要发生相应转换,世界是知识的认识对象和来源;作者是各种文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一环,是知识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极少数精英);作品也不过是不同结构类型知识话语的载体;读者作为知识的接受者、阐释者、评判者、应用者,同时也对场内各种知识话语的等级排序和某种知识话语再生产的规模起到重要作用,其实践活动影响并改变着知识的来源地。由知识联系起来的四要素,真正实现了各得其所的整合,而不是仅以作品为中心。知识传播的途径以及相关门类知识的发展都会对文学实践产生影响,在有些阶段可能还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文学“知识”观的确立,是文学可以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文学“知识场”,则是其分析研究文学现象的具体方法。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理论驳杂,大多是用来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对人文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中,较有成就的研究者是福柯和布迪厄。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是从史的纵向维度考察不同阶段人类知识所反映出的思维模式特征。布迪厄则是从空间维度展开,他的著作《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以福楼拜《情感教育》为例对法国文学场生成与结构的分析,已经为知识社会学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开辟了一条通道②。把两种方法相结合,提出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既解决了谱系学研究的单维度缺陷,也为文学“场域”研究摆脱社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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