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经典视为永恒和不朽是危险的，在我们尚未弄清人们何以需要经典，经典究竟怎样存在着的时候，盲目地来守护经典和颠覆经典同样是危险的和无效的。 近几年，全国文学界两场较大的学术对话之一就是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全国的各种刊物发表了60余篇参与者的文章，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热闹的一场学术争鸣。一些人专注于经典的历史价值和经典所蕴涵的可拓展的精神价值空间，以其十分可钦佩的热情来守护经典，一些人从后现代的观念出发，或者出于尊重差异，或者出于反感权威，试图颠覆经典。无论是守护经典还是颠覆经典的观点，都会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某种“对立思维”和“冷战思维”，这样的理论视角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样的思考也很难接近当下经典的事实。实际上，文学经典的生成依据，主要并不在经典本身，而是在人们认识文学这一现象时所选择的认知策略。 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经典？ 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视为理想的文本，那么，世间就将永无经典存在，因为任何理想都并非是用于实现的，而是用于靠近的。我们无法针对某一部或某些部作品来判定它们是不是经典，而应根据认知需要来确定，当你的认知需要发生变化，你心中的经典也将重新面临选择。 目前的状况是，如果你说经典有客观标准，并根据这种标准考量出来的作品就是不朽的经典，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一代有一代的经典，判断经典会因人而异；你说经典的确定标准和判断者是变动不居的，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一种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论点；你说某些古人的作品是经典，就会有人说那些所谓经典已经过时；你说哪个今人的作品是经典，就会有人说这是媚俗；你说经典应以历史地公认为准则，就会有人说，有时真理就在少数人手里，究竟多少人算是“公”，多长的时间算是“历史”。各执一词，难辨是非。 显而易见，此类争论将永无终结之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无论哪一种看法都没有真正把握经典的存在本质。我们要对经典的生死存亡进行理论判决，只有回到“人类为什么需要经典”这样一个问题的原点上，才能洞察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可以肯定，无论是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还是文学爱好者，有谁不渴望了解更多的甚至全部文学现象呢，但他们在认知行为的选择上却只与很少的一部分文学现象相攀谈，很显然，这不是他们不想了解更多，而是做不到，是不可能。于是文学史家在他们所写的文学史中，只选择他们已知的文学现象中极少一部分加以阐释，譬如，据说中国唐代创作的诗歌大概有10万首之多，《全唐诗》也只选择了不到5万首，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在唐代文学的章节中大体上只会涉及几十位诗人，不同程度地讨论几百首诗歌；中国人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所展开讨论的作家一般也都限制在两位数以内，集中解读的作品多则在百部左右，即便把提到的作品算在内一般也就在6、7百部上下。在这些中外文学史中所集中阐释的作家，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就会称为经典作家，所集中阐释的作品我们也会称为经典作品。文学的读者通常会出于自己的需要，参考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提供的选择和判断来确定自己的阅读书目，他们的愿望是想了解更多的文学现象，但他们实际选择的阅读书目却会比愿望中的数量少得多。文学读者的这种选择与文学史家相似，都是建基于认知的策略。 人们面对浩瀚的文学世界，只选择一小部分来接触，并非意味着放弃全面把握认知对象的愿望，而是要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是较少的认知投入；二是要了解更多。前者是量力而行，后者是靠近认知目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两个目的呢？其基本思路就是企望以“较少”代表“许多”。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提供的所谓经典不论恰当和不恰当，其核心标准就是这些作家作品的“代表性”，进而通过这些“代表”实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就文学而言，经典与代表作的所指界限并不清楚，而且经典给人们带来的歧义更多，所以直接使用“代表作家”、“代表作”比使用“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此类命名让我们觉得更加贴切。 “代表”究竟意味着什么？通常可能会认为它所代表的是某个类型、某个时代、某种风格等等，而这种认识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这与我们的认知需要构成了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一方面表现为不被认知者的需要所选择的“经典”，将进入休眠状态，意义将被尘封，无法展开它的世界；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离开自己认知需要的“经典”时，就会产生被强加、被压迫的感觉，就会采取悬置、遗弃或不承认的态度，人们对过去的经典提出的异议或否定大多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说，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在今天都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所谓“代表”应该是同时代表着文学的认知对象和认知需要，它不代表着某一或某些认知对象，就不配做代表，不代表人们认知需要，经典就毫无意义，也就无所谓经典不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经典，就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历史上经典的选择和确认首先发生在人类的教育过程中这一反复出现的事实，同样证明着经典与人们的认知需要的紧密关联性。 人们的认知能力或者认知可能性虽然也会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放大，但相对于人类认知对象的扩容，前者应该说是相对稳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认知对象的总量越大，就越需要经典，需要代表，相反，经典的重要性和代表视野也会相对减弱。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文学史离我们越是久远，被关注的作品占当时作品总量的比例越大，越是接近于我们所在的时代，被关注的作品占当时作品总量的比例越小。这就告诉我们，越是作品总量相对少的时代，“经典”的必要性就会降低，越是作品总量相对多的时代，越是需要选择，由于经典不过是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的“代表”，所以就更加需要“经典”。在苏格拉底时代，德谟克利特可以通晓哲学、物理、数学、天文、逻辑、心理、动植物、医学、摄生、社会伦理、政治、历史、诗歌、音乐、绘画、语言、农耕及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①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不要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或许连敢于问津这诸多学科的人也不复存在。曾经有一个在校本科生，在求解一道数学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请教了国内的几个教授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我知道并非是教授们水平低，而是他们每个人都只了解数学中很窄的一个领域。虽然文学的作品和知识总量增幅并不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么大，但历史地看，也已经翻了许多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想较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是难上加难的，更不要说是世界文学了。于是我们只有采取这样的认知策略：依靠“代表”，通过阅读代表作和代表作家来通向了解更多文学现象的目标。面对如此现实，我们能说现在是经典的黄昏吗，相反我们的时代倒像是经典的早晨，未来世界将更加需要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