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诸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身上的标签和口号太多了，如：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或说得更严重些，任意地找出一些文学作品排列组合，再冠以新的名称和“主义”。我们发现似乎任何一个标签都可以找到它的合理性和说服力。然而因为是“任何”，所以标签也就失去它存在的特殊性。风格的孤独性和异他性，个体文学的象牙塔，在这个时代很难搭建得起来。权势比任何时候都能以一种恰当或正当的理由进入语词的缝隙，貌似自由的“多元化”时代不过给文学及文学语言允诺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假象。 一、语言本体论的谬解 关于文学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与作用，传统工具论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这一观点基本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得以扭转。“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功绩之一是树立了语言本体论的权威，此外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界开始意识到语言既是工具又是内容的主体性地位。这种新的“语言风”是从汪曾祺刮起的，1987年汪曾祺在哈佛和耶鲁两次演讲，都以“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为题。汪曾祺的语言观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某种震撼，使人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与飞跃。他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① 等等。经过了“先锋文学”的实践，这些观点基本上已成为共识。语言本体论思想已成为当下作家和评论家的普遍思维，对语言的重视在当下已登峰造极。我们一方面应该为此感到庆幸，然而另一方面，依旧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种语言本体论的热潮背后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对语言本体论的误读。 应该说，对文学语言本体论的重视是要提醒和强调创作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以及突出一种文学语言思维的变革，它应成为写作者的思想背景。而许多写作者却弄反了。他们对语言本体论作表面的肤浅的理解，使之呈现为表面的文字喧哗与嘈杂，以及刻意追求文学语言的标新立异。写作陷在自我的陶醉之中，这陶醉呈现为语词上的展览与炫耀。于是语言本体论思想就转化为一种语言的自我欣赏，语言上的欣悦感、自得感，它时刻令读者感到语言的存在。而文学语言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让人遗忘，在阅读中的被遗忘，这缘于它所应该具备的恰当性与和谐性。——文学语言并无必要从书写或阅读中突起。而这一点与它的本体地位并不矛盾。 文学陌生化在语言转向的大潮中，暗暗地转变成语言的陌生化。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文学陌生化并不仅仅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也未必就能达到文学陌生化的效果：即通过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来使事物摆脱自动化，使事物奇特化陌生化，——并不是使语言奇特化。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说的是没错的，但读小说未必就是读语言。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语言“快感”的获得者是谁？仅仅是作者在那儿独自陶醉，还是因为语言的陌生化而使读者也获得了“快感”？我想真正的“快感”意味着这两方面的合作。而读者的“快感”从哪里来？读者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字词的快速或陌生的排列就能得到快感的，读者需要“意思”（倒不一定是“意义”）。人类的思维通常是这样：即“思想并不注意符号本身，而是超越它趋向被指意义的事物，甚至往往有这种情况：当我们早已忘却曾使我们想象过被指事物的词句时，我们仍然牢记着这个事物”。② 也就是说，读者也许忘却了具体的语词，但却能够牢记语词所指向的“意思”。 二、语言的复制性 语言是既可以生成又可以复制的东西。特定时间段内的文学创作有一个语词魔力圈，即语言的可复制性以及它因受到吸引而具备的强烈模仿性和追随性，并由此共同营造了时代特定的语言氛围。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50年代的政治文学都体现了文学语言复制性的高峰，时代的创作都被卷入到一种单向度的语言热情中。但“先锋文学”以及此后，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更为迅捷、更为猛烈的言语复制的条件。 这条件首先来自与“慢”相对立的“快”的生存方式与节奏。“慢”是古典机制内的，某种程度上它有利于文学和诗意的培养和积淀。米兰·昆德拉曾在以《慢》为题的小说中，缅怀这种意味深长的“慢”。“速度”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快”是纯粹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出神”指的是对自我灵魂及存在的遗弃和忘却。“快”令我们来不及停下来思索，无时间、无条件培养和积累诗性的文学和语言。这样一个与古典的“慢”（它意味着悠长、沉静以及积蓄）相反的年代，导致了审美的匮乏、单调以及省力。因而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与诗性精神相悖的年代。 与此同时，文字以一种比以往快千百倍的速度传播着，人们也以同样的速度吸纳接收。电子科技的发展，使文字的“复制”、“粘贴”功能迅疾增强并普遍流行。同样地，思想也可以“复制”、“粘贴”，思想随着文字的被复制而被转化、窃取、泛化。文学写作者某种程度上成为精神领域的生产者，而不是创造者，语词在一种机械生产的关系和性质中诞生。没有人（写作者）或文学语言可以避免复制和被复制，——这样的命运甚或笼罩那些已经过往的作家作品。资源共享的现代机制，能使一种新思想、新语言一旦出现就很快被复制，被大众化了。 大众化同时意味着肤浅化，现代社会已经把从物质到精神的大部分产品大量普及了，而量化的后果是一切都在普及中贬值，包括文学和文化，以及语言和思想。这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我们对任何一种语言或思想都不会再感到惊讶，也不会表露欣喜，然而我们又真正缺乏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在今天这个应该说相当自由的社会里，人们的所谓自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非常一致，而不像理论上想像的那样是非常‘多元的’——现代社会选择的机会虽然多，但思想和精神的机会并不多，结果是‘可怜的脑袋所见略同’。”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