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教育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形态、自然风物形态的教育资源，及以人的形态而存在的教育资源。这些，正是乡村教育优于城市教育的地方。但是，当前乡村政府职能弱化正在导致这些乡村教育资源的消逝。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强化乡村政府职能以挽救乡村教育资源的措施。 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没有现代化的教育设施，没有优良的师资配备，没有安全卫生的后勤保障，没有政府官员的精心呵护与体贴。但是，乡村教育也有优于城市教育的地方。那就是，乡村拥有天然的秀丽风光，有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民间智慧、经验、知识和美德，包括风俗、礼仪等，这些风物人情构成了乡村教育特有的丰富资源。这些教育资源，曾经出于非教育的动机，在乡村里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可惜的是，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教育资源正在不断地消逝，而导致它们消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政府职能的弱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官僚与其他社会集团、机构一样，也是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目前，我国官民比例达到历史最高。最高者陕西省黄龙县，平均九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① 在这种状况下，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发放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必然导致基层政府正常的服务职能弱化，干部与民争利的现象屡禁不止。从乡村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看，这种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加速了乡村教育资源的消逝。 乡村政府职能弱化，加速了文化形态的乡村教育资源的消逝。 乡村政府职能弱化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不力。这种不力，表现为乡村政府在乡村文化价值体认和价值取舍上产生了偏差。这种偏差为乡村文化建设带来的是一种二元悖论：一方面是乡村社会里那些颇具人情味而且颇具教育价值的民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活动、手工技艺等被当作落后、愚昧的因素遭到遗弃。例如，娶亲嫁女、盖新屋、老人过世等红白喜事的风俗礼仪，曾经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信念传达给乡村的后辈们。正是这套信念，让乡人形成了尊敬长辈、关爱后辈、邻里和睦、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等中华传统美德。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的特殊庆祝方式（贴对联、舞龙舞狮），曾经将一些基本的文学知识、民间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间的表演艺术等传授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乡村青少年。然而，当下的很多乡村干部并没有体认到这些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没有看到这些风俗礼仪、节日庆典对于乡村秩序建设与乡村生活维系的价值。对待这些乡村的文化教育资源，他们不是给予适当的引导，而是机械地执行所谓的“移风易俗”，将之遗弃。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遗弃了乡村既有的文化资源之后，又没有以新的文化资源予以补充，因为建设新的乡风村风，在他们的眼里往往是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旧”的已去，而“新”的未到，造就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个空白区。这片空白，给乡村文化里真正落后、愚昧的成分创造了复活的机会。这就出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二元悖论的另一个方面，生活上的富裕并没有阻挡住那些货真价实的封建迷信沉渣的泛起，信神拜鬼、抽签算卦、修“庙”筑“坟”、打牌赌博之风盛行。在农村，自己的子女如果打工在外长期没有消息，家长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神问卜，而不是广登启事或者求助于警察。在农村，岌岌可危的校舍与豪华的“龙王庙”、“椅子坟”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乡村政府的干部们似乎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带头兴修“龙王庙”、“椅子坟”。在农村，居民们农闲时最多的“文化”活动就是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扑克牌的玩法）等。没有了传统庆祝仪式的春节和元宵节，只能是打牌赌博的“最佳时光”。 乡村政府在社会文化建设上的不力，还表现为乡村社会环境（特别是治安环境）的恶化。当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开始进入乡村家庭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居民的社会环境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如有些农村治安恶化、盗贼猖獗。这不仅使村民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心理上缺乏一种安全感。加之当地政府对此的处理方式很特别（也许是缺乏经费的缘故），只要交纳一些罚款，就可以免受刑事处罚，这导致盗贼们愈加胆大，有的甚至白天敢趁男人们不在家公然抢劫财物，气焰十分嚣张。有些乡村甚至还有黑恶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相形之下，夜夜有着巡警的看护，加上小区保安的严密防范，城市人的生活自然显得安定许多。农村儿童从小感受到这两种生活环境的鲜明对比，与“糟糕”的乡村生活比较，他们从电视等媒体中看到的宁静祥和的城市生活，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然会形成对城市生活、城市文化价值的向往。城市文化作为外来文化，无形中形成了对乡村文化的入侵。乡村居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背离曾经哺育过他们并为他们所维护的乡村文化。 事实上，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乡村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是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传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前者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后者弥补。当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对平衡时，两者能和谐地作用于个体，使其既成为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又能成为本土文化价值的继承与阐扬者。本土文化能有效地活化，彰显于他们身上，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乡村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上的不力，乡村的本土文化日渐衰落，外来的城市文化却日渐强势，并大有完全取代乡村本土文化之势。一旦外来文化完全盖过乃至淹没本土文化的价值视野，本土文化价值将不再能够有效地活化并彰显于乡村孩子的身上，而是成为乡村孩子们排斥的对象，或者在价值甄别的劣势中内化为自卑情结。他们在乡村教育中，以不同的心态企望着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所接受的是并不切合于他们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为了达到强势价值目标而不得不经受的苦役。这或许是尽管事实上乡村教育存在着比城市教育更多的问题，比如应试中心、负担过重，但这种不合理性却被乡村师生、家长普遍合理化的根本原因。② 乡村的孩子们不由自主地背离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世界”，乡村的教育不由自主地培养着“城市的人”，不由自主地将乡村的精英输送到城市，不由自主地剥夺着乡村的人力资源，这似乎不合情理，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乡村教育培养“农民”，这又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现实的农村文化生活对孩子们而言实在太缺乏凝聚力、吸引力。于是，乡村教育只能在现实中走向“城市导向型”的乡村教育，而在学者们的理想中指向“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黄炎培语）。在现实与理想中，乡村教育被撕扯着，痛苦地挣扎着。这既是以文化形态而存在着的乡村教育资源正在消逝的明证，又是文化形态的乡村教育资源被剥离于乡村教育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