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07)03-0001-04 比较教育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两种文化”的背景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学科的定位，时至今日，连自己的“身份”(Identity)也尚未弄清。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许多，然而最根本的却是认识论方面的原因。比较教育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有必要进行一次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统整。 一、“两种文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两难处境 作为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联系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比较教育学，其历史建构是在有“两种文化”①存在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在种种知识结构中，人们认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哲学(或文学)文化。起初，“两种文化”很难划清界限，这种情况在18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导致了科学和哲学的“分家”。从那之后，我们就在一种把科学和哲学看成是迥然不同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并且按等级排列起来的、实际上几乎是截然对立的知识结构下行事了。这一新知识结构——科学与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分歧——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而在这“两种文化”中，科学一直被认为是通向真理的最合乎逻辑的、甚至可以称为惟一的途径。 将真和善截然分开这种做法是“两种文化”的基本逻辑。哲学(或广而言之，人文学科)只负责研究善(和美)；而科学则强调自己只研究真。这里所指的科学，是与牛顿、培根、笛卡尔相关的科学。牛顿力学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在当今现代社会一直保持权威的地位，其基本内容如下：体系是线性的，它受外力制约，并且最终会恢复平衡；知识具有普遍性，最终能用简单的适用于各种条件的法则来表述；自然发展过程具有可逆性。[1]换言之，科学是普适性的，存在任何时空间均为真理的自然界法则；研究者的目标是认识和论证出这些法则；这些法则被说成是线性的、决定论的、时间可逆性的；最佳的法则应该是最具普遍性和陈述最简化的法则；过程是个积累的过程。总之，决定性与直线性、平衡性与可逆性一起构成了一套最主要的标准，被用来判定理论上的解释是否是“科学的”。而人文学科则是特性化的、思辨的，它更关注道德和审美价值观，在实际表达时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从解释学角度来看，学者们的目标就是理解这些形式，我们不能从一种情形臆测到另外一种情形，因为每一种情形都是其自身特殊历史过程的结果。 比较教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在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史上，从朱利安时代开始就存在着普世主义的和实证理性的传统，“普世主义对某种大同世界理想的追求，以及实证理性对认识的某种无主观的纯粹客观性的无止境的追寻，引导着比较教育学研究不断寻找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超越了一切民族文化和个人主观性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因而是绝对客观的研究方法”。[2]这种普世视角的追求，其实质就是牛顿力学或物理科学在比较研究中的翻版：只要我们找到了某个“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保障我们的比较研究过程及其结果的绝对客观性，我们就能够凭借这种绝对客观性所提供的支持，立于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普世视角来进行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言说。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比较教育学家们就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试图在某种严密的实证逻辑体系中实现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超越。这一行动背后的隐喻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没有内在的方法上的差别；表面的差异尽管难以克服，但却是外在的，因而是转瞬即逝的。从这一观点来看，比较教育学家只是落后的牛顿式的物理学家，原则上讲他们注定有一天会赶上来。根据这一观点，正如对于固体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一样，时间(即历史)对于研究一般规律的比较教育学家无多大关系。极其相关的是数据的可复制性和理论的公理性。因而他们指责的是自己的能力水平，而不是他们阐述理论的方式。 在“两种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实证性的比较教育学家之外，还有对比较教育持迥然不同态度的研究特殊规律的比较教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人类是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因而具有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使得人类的社会行为不可重复，因此很难得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普遍正确的结论。他们强调各个民族国家的历时顺序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学风格的审美价值。经典的如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持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3]然而，甚至连这些倾向于人文学科、研究特殊规律的比较教育学家们也会盲目崇拜牛顿学说。他们惧怕推论(因此惧怕科学)，但是他们所更加畏惧的是思辨(因此更加畏惧哲学)，由此无意中也成了牛顿的追随者。 事实上，比较教育学的这种实证主义科学情结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首先，这一学科诞生之时恰逢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其次，这一学科诞生其中的西方思想传统根本上就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传统，“我们是这一客观主义传统的子孙，这个传统的中心假设是，我们必须尽可能长久地跨出我们的社会局限，以便根据某种超越它的东西来考察它”；[4]最后，自培根对西方客观主义传统极度张扬之后，人们对现象背后存在某种绝对客观的和永恒不变的规律性知识深信不疑，并寄希望于科学来揭示这种知识。因此，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知识即意味着科学，科学意味着客观，客观意味着可测量、可复制。而知识分子相应地被赋予了寻求客观知识的社会使命，并在这种客观化过程中被抽去了民族的、阶级的、甚至个人特性的等等几乎所有带主观色彩的东西，并逐渐被置于一种幻想的普世空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