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学校现代化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思想，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习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对于认识和处理现阶段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内涵与我国教育发展战略

      对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有一个简洁的定义：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就是它的基本内容。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发展，教育必须坚持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一)教育的全面发展

      其中包括三个内涵：第一，教育服务面向的全面性。也就是说，教育要惠及13亿人口，为所有的人群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第二，教育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即教育发展的内涵不只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展，而是数量、结构、质量、效益的全面发展。第三，学习者发展的全面性，即具有不同潜能的学生都能全面发展。

      下面是对上述三个内涵的解释。

      教育的效率主要是由市场来调节的，而政府的责任则主要是保证教育公平

      教育发展的全面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要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服务，因此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从贫困到小康，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量不断上升。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同时也受供求关系制约，比如社会对教育有多大的需求，有多大的能力来满足这种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美国教育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即还不能普及基本教育；第二阶段是“让所有的人受基本的教育，让更多的人受更多的教育”，即在基本教育上实现教育公平；第三阶段是“让所有的人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即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公平。可见，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过程。

      在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普及以后人们又希望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现在需求量较大，仍然是稀缺资源，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目前最大的矛盾。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公平和效率怎么体现？我们原则上讲教育要体现公平，要坚持教育的全面性，但我们13亿人都想去上大学行吗？这是不可能的，只能一部分人上大学。我们也都想上最好的学校，可最好的学校只有一部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要在供需出现矛盾，供给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的情况下，运用效率原则，即市场机制，以此来调节稀缺资源的供求关系。比如要上民办学校就要交纳较高的费用，上优质公办学校就要交较多的“择校费”，也就是用价格来调节。这个原则实施以后，积极的方面是扩大了教育资源，比如说办民办学校，增加了学习机会，然后收取较高费用，又增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可以满足更多人上学的需要；同时它带来的问题是教育的不公平，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交得起这些费用，这源于家庭的支付能力不同，对于支付能力较强的家庭，用价格调节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就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所以现在我们在教育领域运用效率原则、价格调节方式之后，就造成了教育机会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教育供求关系出现这种矛盾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什么范围内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而这种调节又不要损害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所以教育发展观要求教育要全面发展，我们应该为所有的人提供教育机会。这就需要政府和市场在处理公平和效率问题上发挥不同的作用：效率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而政府的责任则主要是保证教育公平，即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由政府提供，可选择性、竞争性教育需求由市场提供。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政府过多地承担选择性教育的责任，把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投给少数学校，影响承担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所以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政府要保证教育公平，这是教育全面发展、科学的发展观对政府的要求。

      当普及教育达到目标后，质量问题成为突出的问题

      传统的发展观单纯强调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我们讲科学发展观首先就是一个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当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当然要扩展数量，给更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因为没有数量就谈不上质量；而当我们的普及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即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该把重点转向提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要建立高质量的教育。我们今天讲国际竞争关键在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教育，而教育的国际竞争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质量的竞争。哪个国家有高质量的教育，就有竞争的优势。

      我们回顾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撰写了大量的教育报告，这些针对本国教育提出的报告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基础教育质量。其中美国是最明显的。美国在1983年里根总统时期就组织过一个高层次的“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它公布了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报告，即《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份报告指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正在超过美国，所以他们提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遇到了“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第一次珍珠港事件日本是用军队突袭美国，而这次日本是用商品突袭美国，占领美国市场。这份报告还指出日本能占领美国市场的原因是日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质量高于美国，所以美国派以教育部长为首的几十个代表去考察日本教育，回来写成报告。到20世纪90年代，当又一次科技革命出现的时候，美国又把日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现在轮到日本来反思其教育了，日本的教育和中国一样比较重视基本训练，但日本教育缺乏个性化，所以碰到新的科技革命的时候又被落在了后面。美国和日本都在国家发展的背后找到了教育质量问题的原因。因此，我国实施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今天，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