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010（2006）12—0017—04 中国自古注重伦理道德教化，九百多年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与才（才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分析：“……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1] 现阶段，我国对人才的需求甚为紧迫。“人才”不仅要具备知识与技能，还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而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重智轻德”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高考制度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一、中国教育应试倾向的历史追问 考试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太学中就有经术射策的考试[2]。自隋炀帝时创设进士科始，至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止科举终，科举制度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具有令世界惊叹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连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 科举制度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首先，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此前“世卿世禄”和“九品中正”的传统，使寒门庶族有了参与政治、实现抱负的可能。其次，科举制度采取公开考试、公正录取的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才选拔的公平与公正。再次，科举制度的存在推动了教育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这些都表明科举制在产生之初有着其他选拔制度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显露，最终发展成中国社会的巨瘤，时至今日，其流弊仍未根本消除，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造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应试心理。“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对‘仕’的强调可以说是一种四千年的一贯制。”[3] 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开始，科举考试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踏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读书、应试和拥有特权这三者似乎成为天然的统一体，由于对权利的极端崇拜而表现出的对应试的热衷以及“唯学历”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如今，在高考中，我们依稀能看到些许科举时代的影子。虽然高考的内涵和规模与科举取士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都是选拔性考试，都是在争夺一种稀缺资源（科举时代是入仕的资格，当代是优质教育资源），而高考中存在的种种与科举时代惊人相似的应试手段，还有人们对高考“状元”的热烈追捧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使人将高考与科举联系在一起。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最终演变为科举的附庸，现阶段中国的各级各类中小学校也大有沦为高考附庸之势，学校教育似乎已忘却了自身本应肩负的育人责任，甘当高考的“敲门砖”。由于受高考竞争影响，以及高考不能以笔试形式测试学生品德水平的局限性，许多学校将与培养学生能力、德性有关的教学内容束之高阁，把死记硬背和考试技能训练作为应试“法宝”，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二、透视应试教育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应试教育不是对我国现行基础教育的概括，而是对其中存在的单纯以应试升学为目的而产生的诸多弊端的概括。……事实上应试教育是指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了受教育者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① 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现行基础教育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性行为对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尤其是德育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从应试教育产生的根源来看，它以高考为教育目的，以考试内容为教学内容，并以之作为设计课程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应考要求、以训练应考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然而，高考只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单单一个高考，不可能反映全部教育目的，可以说，应试教育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异化，最终使德育偏离正确的方向。 （一）基础教育中的应试现状对德育的影响 现行基础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各级中小学校是“随高考起舞”的主角，对应试教育的批判矛头也往往直指中小学教育，而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也确实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分数”几乎成为评判教育的唯一标准。 首先，现实中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分无形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做出恢复高考与举办重点中学两项重大决策。办重点学校的政策，在国家资金紧缺、人才匮乏时，确实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培养大批急需的精英人才，同时在发挥正规教育示范性作用方面，有着显著而积极的功用。但时至今日，社会各领域均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基础教育中，追随重点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却还在不断加剧。整个基础教育均以升学率的提高作为一种理想目标，手段化身为目的，教育价值取向被扭曲。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升学率高，所以被评为重点校，而在重点校的示范下，教育的应试倾向又进一步加剧。重点校成为应试教育的领头羊，所谓的“示范性学校”成了应试教育的“范本”，这恰恰与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 除了校一级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在学校内部还会有重点班与非重点班（或谓“快班”与“慢班”）之分，以这样的方式将学生分门别类，凸显了一种以学业成绩作为评判学生优劣标准的不良倾向。于是，学生成绩的排名变得举足轻重，被打上“重点”与“非重点”、“好学生”与“差学生”标签的学生，他们的身心无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好学生”们除了高分带来的骄傲，还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差学生”们不仅遭遇不公平教育，而且自尊心、自信心与上进心也受到伤害。学生们的价值观念、追求目标、行为方式、心理期望以及自我感受在分数的升降之间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