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4-5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0186(2006)12-0071-04 洋务运动期间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官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中国近代“西文”教育之先河；1866年12月11日，奕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1867年6月21日正式招生考试。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奏请创建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1月6日正式开学。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比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要早五个多月。福建船政学堂公开标榜“西艺”教育，开中国“西艺”教育之先河，西艺教育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和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设立，前后只相距五年，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标志中国近代课程发展的两个阶段——从“西文”教育跨入了“西艺”教育。 一、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增加天文算学馆所引起的争论 两次鸦片战争，我们的国门被打开了，要与洋人打交道，要与外国交涉，要师夷、制夷，先得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得外国语言文字，了解外国民情风俗及各方面情况。开办外语学校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形势下，洋务派主张兴办学校，培养外国翻译人才尤为重要：“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1](6)1861年1月奕、桂良、文样给咸丰上奏折，建议设立同文馆。他们在奏折上提出中外交往语言不通，办事双方不能相互沟通，“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同，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3)经清廷批准1862年建立了京师同文馆，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应该说明的是，培养国内外语人才并不始于京师同文馆，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就有了翻译机构。明清两代都设有专门机构，明代称“四夷馆”，清代称“四译馆”，乾隆期间还开有俄罗斯文馆。而京师同文馆的开设与前面的外语机构的设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前面所开设的外语机构是为了培养熟悉东方语言和与周边地区“藩属”打交道的人才，为了“译远方朝贡文字”；而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却是为培养通晓“西语”的人才，以备“不受人欺蒙”，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体现了洋务派面对西方入侵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性。1866年，洋务派首领奕上书清政府，主要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在京师同文馆增设算学天文馆；二是招取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三是聘请西方人任教习。奕在奏折中指出：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之后，必有成效。[2](43) 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诚以进取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43) 1867年1月28日，奕等人又奏拟了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进一步阐明了增设算学天文馆的必要性，言辞之急切、理由之充分溢于奏折中，“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只会是“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2](44) 应该说，奕等人的建议是对传统封建教育的一个突破性改革，其战略意图是：在学校教育中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让那些学有所成的正途人员，接受西学训练，尽快成为新式人才，以逐步改变官吏的知识结构，适应变革时代的需要。并且，这个建议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3](32)才最后形成的。这是洋务大员们开始对于西方课程设置的深层思考，反映了其对西方教育文化本质认识的进步。然而，这个建议却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朝野上下，一时间议论沸沸扬扬。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将这些本属范畴的问题提到了“体用”、“道器”和“夷夏之防”的高度来分析进而批驳。他们的攻击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将增设算学天文馆的建立提到离“体”背“道”的哲学高度进行攻击。“体”与“道”本来是中国哲学史中常用的范畴。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近代中国人在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则常用“体用”、“道器”、“本末”等概念来表示中学与西学的主从关系。顽固守旧派认为增设算学天文馆是有悖圣道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1867年3月5日，时任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书反驳：“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2](7)他认为清政府自强之道在于“正人心”，而非在于“机巧”。只要人们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自己，自然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1867年3月20日，顽固派首领倭仁也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出来攻击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学成也不过是“术数之士”，而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2](9)1867年4月25日他在另一奏折中言：“立国之道当以礼仪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既不讲习，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2](15)积极附和张、倭之奏的还有直隶候补知州杨廷熙等人。1867年6月23日杨廷熙在《请撤同文馆以弥天变折》中从“以弥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端风教”出发，越级上奏，坚决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说道：“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所谓“圣神贤哲”，则都是“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的。[2](20)顽固派之所以要将课程设置增开“西艺”问题提到哲学高度进行攻击，这是因为他们惟恐传统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在西方科学知识输入后发生动摇。而封建伦理思想是中学的体和道，是用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不可缺的法宝。顽固派惧怕“舶来”的文化渗入他们精心构筑的封建堡垒，为了使这座封建堡垒不受任何外来冲击，他们必须紧闭大门，阻隔一切不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范围的文化。而用背“道”、离“体”来攻击对方是最有力的，也是最能打动最高统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