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欧洲何以能于19世纪从世界文明大国中崛起，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基本命题，曾激起了无数学者的兴趣。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获奖无数，是这场争论中的一本力作，赢得了广泛好评，在最近一波寻求解释1800年左右西欧与亚洲经济差异著作中最具挑战性。尽管文献数量以及来源众多，《大分流》并非没有经验主义缺陷。我们需要对该书论据的结构做出清晰的评价。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相关命题。 1.至迟到1750至18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欧洲相当。 2.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可能还有资本）市场，与欧洲同样有效率，抑或更高。 3.虽然欧洲人均拥有更多的牲畜，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农业收益，在土地节约方面直到19世纪仍位居前列。 4.18世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工业突破方向发展。 5.英格兰之所以脱离短缺与限制，率先于19世纪实现工业化，主要基于两个生态或地理因素，即廉价和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陆未开垦资源的供应。 我认为，如果第3、4条观点正确的话，则对欧洲中心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观点1如果被证实，则是对18世纪中国马尔萨斯印象的一种否定。观点2尽管挑战了认为欧洲因为有比较规范的市场而更发达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但它仅表示中国和欧洲有相当的商业化水平和经商技巧，不能告诉我们未来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创新水平。 传统观点认为，在18世纪欧洲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增长道路，如果该书不能反驳这一点的话，观点3、4、5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在1800年前和中国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能源技术方面，欧洲在1800年前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在1850年前欧洲农业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这是该书论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第3、4观点的文本分析，并在参考二级文献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些观点缺乏实质性的经验主义支持。18世纪欧洲并没有面临任何主要的生态限制，或资源紧张和回报降低迫使农民更加辛勤地劳作。相反，在1700至1850年间，西欧大部分地区（始于英格兰）由于土地和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改善，正逐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二、马尔萨斯生也晚 彭慕兰的第4个观点，即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在1800年前面临严重的生态局限，可能与他阐述的第1个观点相矛盾，即18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经典的马尔萨斯式社会。他在第3个论点中关于欧洲农业的低亩产量和未充分利用资源方面比中国效率更低的论述也存在矛盾。既然欧洲有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它来降低人口压力。 1.法国与德国没有受到土地限制 彭慕兰非常希望（和需要）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至少是西欧（而不仅仅是英格兰）与中国一样，经历着农业回报逐渐减少，资源成本逐渐增加的发展路径，西欧和中国在18世纪晚期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都很小。他知道，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满足他论证的要求，因此很快从这个判断后退。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认为法国比中国更远离于新古典主义理想当中的开放市场。 西欧不能通过增加劳动力强度和使用土地开发那些未充分使用的资源么？彭慕兰想让我们相信，欧洲农业的性质使它不可能充分开发这些可能性。那么刚才所引用的格兰瑟姆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或者像彭慕兰对德国做出的相似判断，即1800年后，由于旧制度对土地利用限制的结束引起休耕地剧减，出现了一个向新作物和市场导向的农业的明显转变。彭慕兰的回答是，劳动集约型改变不可能为满足19世纪新增长的人口与其他压力而迅速方便地动员起来。我们相信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实践在1800年后仍没有任何改变么？在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上，彭慕兰似乎对格兰瑟姆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和托马斯(Thomas Nipperdey,1996:217)对德国的认识很满意。这就是彭慕兰想说的，西欧在1800年遭受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1750年前，法国经济的确容易受到全国性生存危机的影响。战争，与气候有关的食物短缺，以及流通困难，很容易转变为死亡危机。随着1720年后生产力迅速增长，危机逐渐减弱，直到一个世纪后消失。图泰(J·C·Toutain)所作的关于农业发展趋势的统计认为从17世纪初到 1780年代，农产品总额增长了约60%，而人口增长了28%，这或许太乐观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用来支持自己悲观论点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75:13; 1982:174)认为，18世纪，法国人口第一次打破了1700万到2000万的最高限度，这在1320年到1720年很少达到。一个更为现实的估计是法国农产品的增幅在1710到1789年是30-40%。他认为这种产量的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通的正常提升或恢复，而是一种预示新时代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焦点局限于法国的发达地区如巴黎盆地或者诺曼底临近布雷特维尔的地区，情况似乎更好。比较一下盆地的粮食供应和城市人口，霍夫曼估计18世纪晚期粮食供应以每年0.46-0.53%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仅为每年0.39%。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 2002:16-17)观察到，即使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喧嚣年代，法国一些地区，如莱曼、鲁昂等，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格兰瑟姆观察到，法国北部许多地区，包括比较贫困地区，小麦产量在1750年到1850年持续增长，而日均消费量在逐渐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