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7）03-0103-05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1] 作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它将导致生活环境、社会关系、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这一过程要求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相应发生变化为之提供基本的政治保证。同时经济、社会、政治的震荡和变化又会瓦解、改变、重塑人们的认同意识，从而造成国家认同的危机。与西方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承受着自我认同危机、群体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对国家认同破坏的因素，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示范性和不平等压力，以及国内政治体系有效性不足的压力，从而在内外层面产生认同的双重危机。认同危机的产生可能导致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中断，使一些替代性认同取代或削弱国家认同。地域主义在认同危机中就是国内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次共同体认同的常见现象。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对国家认同危机的诱发 国家认同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引入政治学领域，它首先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认同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现代国家合理性基础上，建构出对某一国家的身份感。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为什么属于，以及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国家认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是现代国家建构与个体社会化过程相结合的结果。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个体的心理归属感，是个体在心理上对我是谁？我应该归属于何处？我们的范围如何等问题的回答。个体的心理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当一个人投入到社会生活中时，为了有效地进行相互行为，必须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做出全面了解，并从中得出满意的心理归属，这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当社会形态从一个历史环境转变到另一历史环境时，保持认同连续性的外部社会联系发生了改变从而产生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将会产生一系列的适应性反应，如“已获的认同受到保护，人们会产生一个新的认同来适应情景及其带来的限制”[2]。对国家来说，如果通过共有的认同，将社会上的个人在一系列共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并在需要的时候采取共同行动来保护并且提供他们共有的认同，这是政治整合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般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变迁所导致的认同危机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性认同危机、群体性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首先是体制性认同危机，正如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说“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分化的结果，经济系统乃是通过市场——也就是通过一种非中心化的、非政治的手段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3]。市场以自身发展逻辑否定了传统社会整合的价值和规范基础，而且以经济的交往取代了通过价值和规范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形式。社会结构的分化不断产生单一化、专门化的部门，使分专业、分部门的管理成为必要。这就要求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实现分殊化。由于体制运转的连贯性及其产生的路径依赖，政治结构的分殊可能滞后于社会结构分化，从而使政治体制功能弱化并导致体制性认同危机。 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会促使刚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加快，新的利益群体阶层将得以产生，社会资源将会获得重新分配，各种阶级、阶层、群体的重构以及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将重塑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将改变人们的群体归属从而诱发群体认同危机。 社会交往与整合方式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观念系统的变化。在高度同质的社会里，政治活动通过对文化领域的干涉，建立起一套文化整合机制使社会成员绝对、无条件地依附和服从于国家政权。它一方面限制着精神文化生活对政治领域意义与价值的自由探索，一方面借助于神秘力量创造着世界观和国家伦理，使得整个精神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化。“社会存在基本方式是按照政治活动的利益来决定文化生活的方向，将文化活动自觉地纳入协助政治活动生产社会秩序的轨道上，以文化活动所独有的影响人们精神状态的力量来支持政治活动。”[4] 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类交往模式变化及社会结构的分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识字率和传播媒介的普及，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不断觉醒。自我意识觉醒意味着人对自身内在属性和内在能力的内向意识不断加强，个体在价值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对象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识、评价、控制与超越观念获得了萌生。人的主体地位的改变与上升，使得个体对自我以及自我认同产生全新的追问，这种主体意识的心理转变推动了文化的世俗化，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增强，加深了人们对自己判断力和能力的确信，传统精神特征开始发生理性化转变，而市场和新体制的规范为所有人规定了共同取向和相似目标时，原有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从而导致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危机。同时，民众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精神特质理性化必然导致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当合法性标准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政治关系就会受到质疑，而新的评判标准所要求的新秩序还未来得及建立，从而诱发了合法性危机。“国家认同的营造就是为了获取和加强国家权力，把人们规约在一个既定领域内的努力的一部分。对政治行为的需求导致了国家认同感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策、动员、合法性之间的协调一致。”[5] 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是认同危机形成的主要诱因之一。 可见现代化所产生的经济市场化、社会结构分化、文化世俗化引发了自我认同危机、群体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分化、改变、重塑国家认同的因素。 （二）现代化进程与地域主义的兴起 地域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和抽象意义上观念性的空间概念，是一个由各种地理和人文要素填充和排列组合的单元。其形成与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等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地域作为说明的本原，同时涉及到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到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6] 政治上的地域空间常常和行政区划相一致，地域就成为以特定地方政府为主体，在国家政权体系和行政层级管理结构下的行政单元。在这个政治单元中既有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行政区划、政治结构，也有在地域政治系统活动中产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心理价值形态，以及由这些因素构成的具有社会同质性表现的政治文化。这些政治文化是次级政治共同体认同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是地域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主义是在地域空间范围内体现地域特征和表现地域认同的政治文化，它与国家共同体文化相比处于亚文化的地位。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作用于地域性政治系统，为其运作设定基本前提和目标，影响着地域内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地域的情感认同和归属，其强弱的大小也影响着地域与地域之间，地域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