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5—0128—05 1 本文想探究的，是诗歌与失去象征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这个问题的诗学方式。诗歌意味着这样一种内涵，那就是它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用法，诗歌语言考虑的首要不是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作用，而是对人的精神激发功能。在神话、神学和形而上学仍然能够为公众提供一种思想、感知与行为的参照时，诗歌与它们平行地存在着。在语言的用法上诗歌与它们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语言的象征与隐喻用法，具有传达启示和神谕的功能，它的话语是祈使或预言行为，犹如人们在过去的时代里背诵经文或做祷告的语言。那种语言的意义不能确证，不能论争，不能怀疑，它需要人们确信，并因此给予人们信仰。最初的诗歌充当了经书的文体，它的话语形式是经文权威性的一部分，并且使它成为具有文化特权的文本。在相当长的时期，这样的文体和话语在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人们对象征话语的信奉与履行，它的功能甚至体现在世俗社会的各种层面。在这个时期，即经书具有神圣启示和教诲意义的时代，诗歌自身甚至保持了与此相反的世俗品质，诗歌经验所表达的个人视野、它所依赖的个人的感受性，常常以个人化的隐喻突破象征的公众性，这些特性，使诗歌话语与正典之间既保持着协调也保持着批评性的联系。 象征不仅是诗歌与经书共有的修辞方式，不仅是神圣启示所得以传达的方式，它还意味着一种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秩序。象征所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它建构了一个关于意义的伟大链条，建构了世俗世界与道德根基的联结形式。那是用伟大的象征语言说话而丝毫不显得荒唐的时代。在象征主义的信仰语法里，一切都处于一个意义关联体之中，没有什么事物是纯粹自然的或单独存在的。最卑微的受苦可能是拯救，贫穷可能是幸福，自然秩序中隐含着人类社会的道德根基。最两极的特性表现在对立的事物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象征就是一种独特的幻象的“显现”，而这个显现的幻象对于象征主义的共同体来说，是人们的共同视域。 象征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时间统一体和事物连续性特征的世界，象征是在词与物、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所建立的联系的方式。在象征思想中，不是一个事物自身具有意义，而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些事物的联系，表现为一个事物的意义。象征是已经基本固化的隐喻，是人们所说的“文化的语言”。一种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民间信仰和某些集体记忆与经验模式——在其语言载体中给予事物间以普遍联系的意义网络。而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联系正是人们感知意义的方式。意义在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的联系中生成。当人们把风或气息与人的灵魂联系起来，把水与生命的源泉或者女性与月亮联系起来，当人们把这种联系通过诗歌、神话叙述、概念的抽象，通过某种物质化的形式或者一种象征仪式对此进行表述时，文化的语言就在生成人赖以存活的意义。一种语言中的象征构成了一种意义表述体系。这样的表述构成了一个意义的世界，构成了古典象征的世界。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象征不仅具有文本和话语上的功能，尤其是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不仅要关心象征与世界的联系，更要关注象征的消失所产生的问题的转移，以及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微弱的象征意义的寻求。当然在此，这种考察只是通过诗歌话语的折射来进行。 所谓象征的衰落是指这种意义网络的消失，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媒介的贬值和联系的中断。理性化或者世界观的合理化促进了这种衰落与中断。事物的象征变成了事物的被界定的概念，物被分类，被定义。事物的存在从意义的网络中脱离，从与其他事物的类比关系中脱离，成为一个单独存在或被分类的事物。词语在与事物的关系中也脱离出来，不再是与事物同体不分。词语不是事物的能指，物只是词的所指。水，火，天，地，或者性，身体，死亡，这些事物与现象，都只是意味着它自身，而不再意味着别的事物，不再与另一领域相关。因此它们也无从转换，无法从自身转度、变形为别的事物。事物之间的转化的魔法——由于类比、象征关系所产生的同化力量——消失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去象征化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关于事物的经验变得贫乏了，在我们自身生与死的体验中拯救的维度亦难以被感知。 现代社会和文化活动处在一种持续的祛魅过程之中，祛魅不仅是“自然的祛魅”，它意味着祛除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祛魅就是对沉积在事物中的文化象征的祛除，这是一个持续的去象征化的过程。沉积在事物中的象征是古典时代的人类经验形式，是人类的共同主观性形成意义感知的时刻，它建构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意义世界。一方面，随着宗教象征的衰微，一方面是物质世界由自然事物转向人造物的世界，沉积在事物中的经验形式和内涵失去了可感知性，失去了象征主义的视域及其观念。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着纯粹物质的世界，除了财富与权力意义上的事物继续拥有人格化的魅力，除了商品在世俗化的意义上继续拥有某种象征残余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失去象征的世界里。 在此，我要使用一些引文使问题迂回表达一下。弗莱在《伟大的代码》中的分析表明，商业社会谨慎的法律语句和预言文体是格格不入的。“连续的或描述的散文具有民主的权威：它自称是代表了实验、证据或逻辑。较传统的权威是由不连续的箴言或神谕散文来表达的，句与句之间是一段沉默。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讲完他们的警句，就停下来。这是为了让他们的追随者进行沉思冥想，而不是为了进行讨论或提问，像听注重连续结构的苏格拉底讲课时那样。”“按传统的说法，圣经是以上帝的声音通过人的声音来说话的。因而圣经的修辞形成了分化：一端是神谕的，权威的，反复的；另一端是直接的，亲密的。经文越像韵文，越重复，越含有隐喻，就越被外部的权威意义所笼罩；越接近连续散文，就越具有人性的和亲密的意义。”[1](P272—275) 或许圣经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某些律法的外壳或语境， 历史主要是叙述当律法得到遵守或遭遇破坏时所发生的事情。弗莱把这些称为“共鸣”的批评原则。通过共鸣，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的叙述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如果，首先没有原文的语境，其次又没有从原来的语境中离散出去的能力，这种共鸣是不可能产生的。因而，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圣经中的语境的统一是作为其真实结构的基础而存在着的。圣经包括各种丰富的材料，使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力不可能是坚持教义或逻辑的刻板的力，这样的力在文化的重压下会被摧毁，而是由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想象的统一形成的更富弹性的力。我们已了解，隐喻是一种对各种各样事物的认同，不是虚假的、一切细节都相同的、千篇一律的统一一致。”[1](P279) 比喻或隐喻概念表明，我们应该超出对教义的坚持，而在更为宽广的领域里找到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