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4—0116—06 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异常深刻的变化，一个“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阶段已经开始[1]。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许多超越“新文学”形态和表征的新特点，这些特点已经清晰地标志了一个不同于整个“新文学”的新的文学经验的生成。我们的丰富经历与体验是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已趋于完成，而新的历史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些都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在“新文学”的发展中，有两个命题一直处于文化的中心，并缠绕着我们的思考与探索：一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始终执著于文学对于“现实”的直接投射和反映，始终相信“现代性”能够洞见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于是，文学的作用自然是对历史发展趋向的反映，文学的价值与选择也是固定的和绝对的。二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始终执著于宏大历史进程的表现，执著于紧迫的民族和阶级冲突下的社会状况的探究及革命的激情，忽视日常生活本身不可缩减的具体与琐碎正是“现代性”的另一面。这两者都与中国现代性所面对的民族屈辱和社会危机紧密相连，是历史的必然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特点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对文学所提出的强烈时代要求，其后果是，任何与这种主流相背离或有所差异的文学潮流与走向都遭到了否定。 今天的“新世纪文学”则在这两个方面都对“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方面，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的复杂性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实验文学”开始，直到21世纪初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文学与现实复杂的想象关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中等收入者的崛起，他们的想象中往往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成为生活的目标之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日常生活再发现的进程，完全主导了新的文学想象。它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只有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而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个体生命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意义。这并非是李泽厚式的宏大“主体”的展开，而是一种个人生存实在经验的描述。这种经验不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彻底反抗，而是同现实世界的一种辩证关系的获得。 这两种走向，其实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应。但这种反应也将凸现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的问题。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下境遇的典型表征。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同时，“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2]，这就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中国“现代性”对深刻的历史悲情的超越，是通过一种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来完成的，这的确是对于整个中国“新文学”主流的深刻超越。一种来自于平常生活的丰裕的期待，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满足的愿望表达，往往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表征。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又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发现，这种平庸性的焦虑和不安仍然是新的语境下写作所面对的挑战。在此，笔者主要从“底层”和“打工”文学以及“新少年写作”的现象入手，分析这一对于日常生活平庸性的焦虑所在。 二 “底层”问题一时间成了文学讨论的热点，尽管这一讨论尚未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它显然是一个与当下社会焦点密切相关的议题。文学界探讨底层被损害的困局，期望底层命运的改变，尤其是尝试用文学创作和理论关注底层生活、反映底层现状。这些探讨和思考都有相当的意义，也显示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有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等都已经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目前，有关“底层文学”的思考多停留在对这种文学意义的强调上。对于《那儿》这类作品的分析，也多强调该作品关切底层的重要性。最近，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对于“底层”的被“忽视”的严重愤怒，对“底层”在文学中因未得到充分表现而强烈不满。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表现“底层”的重要性，而在于将“底层文学”与“中等收入者”文学的“空洞”“无聊”做戏剧化和尖锐的对比，由此显示“底层文学”重大意义。 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得那么重要。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中并没有被遗忘和忽视，而且一直是当代文学所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有不少关于农村和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90年代的小说中，以谈歌等人为代表的“社群文学”，以梁晓声、白连春等人为代表的作品，都对于“底层”，或者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着相当深入的表现。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提出对当下现实及中国发展路向的新思考和深切的质疑，而仅仅是对于底层的现实的关切和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基础在于这些作品仍然相信这个社会有能力对贫困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也相信处于底层人们的历史创造力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那儿》的有趣之处是它选择了一个激情的表述，这似乎很好地接上了在20世纪中国一直是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传统。但这部作品其实是将当下的中国景观加以戏剧化处理，用异常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处理当下异常复杂的问题，以强烈的冲突替代了中国内部存在的和谐与沟通的可能。在我看来，《那儿》里的弱势群体根本就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来也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们是无能为力地停留在回忆和抱怨之中的人，是被动地、无力地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的人。其实，这部小说的局限和它的长处一样明显，是一部真正的失望之作，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努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困惑和失望。我不认为这种失望足以表征它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群文学”的鲜明差异，这部小说只有一个以自身的狭隘视野和片面的看法对当下现实实施的“想象”，而缺少对于当下现实的辩证和复杂的观照能力。当年，刘醒龙、谈歌等人的历史探究意愿和表现现实的异常复杂与微妙的地方，这部小说用煽情的描述替代了具体的思考，激愤的情绪替代了深入的探究。对于这位作者所标举的“现实主义”来说，这里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席勒”式的，是对于概念的衍生和图解的结果。它当然有“批判”现实的豪迈，却缺少观照和切入的能力与远见。它确实拥有对于底层的深厚的感情和诚挚的认同，却难免堕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这给了马克思式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一个有力的注脚：仅仅有“观念”上的明确和思考并不能写出有力的作品，而巴尔扎克式的深入需要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把握和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我们处身其中的“后现代”境遇显然并没有否定“现实主义”存在的必要，但这“现实主义”却不能简单地回到当年的席勒式的“传声筒”处境中，而必须深入地切入当下复杂而多样的社会脉络之中。我愿意肯定《那儿》的激情和执著，但也不能不指出它的盲点和局限。《那儿》所引发争论的根本问题是异常明晰的：首先，这里的多数作品似乎仍然将底层表现为我们在现代文学中常见的被动无奈的角色。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历史主动性，仅仅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可能改变个人命运。他们似乎除了被损害和被忽视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除了我们从外部对他们加以拯救之外就没有任何自己的选择了。其次，作者仅仅将底层的“苦”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造成一个需要关怀和同情的对象之外，也就别无意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其实在于它的某种消极性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