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的定义，有着严格的历史界限与文化属性。 中国古代的城郭，是以政治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从天子居住的都城、诸侯封地的城堡，都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象征。而中古封建时代的城市，则是行政的枢纽，通常设立在军事要津。西方中世纪的城邦则是贵族的领地，同时有松散的行政机构，也有庞大的自由民阶层，他们通常是以商贸活动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也就是一般所谓市民阶层。中国自汉代确立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后，农耕民族的价值观念就是统治的观念。这使市民阶层的发展受到抑制，他们通常是依附政权的官商，比如盐、铁专卖、漕运等。大量的市民是破产的农民，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就是从事被认为是下九流的服务行业，以及适应城市日常生活需要的小作坊主、小商贩，各种演艺人员，还有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作为行政的枢纽，中国的城市统治着广大的乡村。一级一级的行政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大量的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提拔起来的乡村青年。这就使城市的多数居民都具有乡村的背景，属于同一个文化价值体系。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都是一级政府的行政中心，连城市的规划、衙门的建筑形制与规模都有严格的规定，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谓经典的学术概括。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对于私人资本的逐渐取缔，使城市比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乡村的结构。对于居民户籍制度的严密管理，则使原本不发达的市民阶层更加萎缩，像农民牢牢被固定在土地上一样，被固定在街区。由于这样统一的管理办法，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区别，就好比是预制板和楼房，无论规模差别如何巨大，基本的结构都是相同的。这就难怪近年新起的电影人，要以小城市为切入点，完成对于中国理解的表达。 中国市民阶级的萎缩，除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统治之外，也和生产方式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商业经营的范围主要是以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为主，大量是农民自给有余的剩余产品，即使从事原料生产的专业户也要贯之以农字的后缀，桑农、蚕农、茶农都是典型的代表。以技术谋生而具有相当独立的大批专业人才，他们通常被称为工匠。他们有着自己的行业组织，往来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和商人一样，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大量家庭经营的手工业，要在专业名称之后加户，比如织户等。尽管中古以后，多种所有制下，城市的商业很发达，但是能够代表市民的思想表达少而又少。多数文人看见的是城市的繁华与热闹，也是把目光集中在城市中的寺庙，锁定在皇权所在的大都城。只有方志中，有关于商业与市民的记载，也多是以抽象的数字概括基本的规模，通常附在土地与农民的后面。此外就是散见在一些笔记中的，关于市民文化的描述。 只是在近代开禁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才得以出现。在不平等的条约中最早的通商口岸，使中国的城市脱离了皇权的统治，也产生了以买办为代表的新的市民群体。租界是半殖民地里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典型方式，是国中之国，也是城中之城。他们在引起国民愤怒的同时，也松动了皇权的统治，国家垄断的商业开始衰落，而民间的商贸活动则相对发达起来。各地都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出现了民间自由贸易的商业机构。他们虽然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规约，但是仍然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以票号著称的山西平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形体是最典型的封建县城，而无形的金融体系则遍及海内外，所谓“汇通天下”。不少人以之为例，说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牛势，其实就经营方式来说，它是非常传统的。票号的基本原则是诚信，和西方现代银行以抵押为主的信贷方式隔着文化的鸿沟。家族式乡土联盟的经营方式，是小作坊式家庭手工业的扩展。这些中国近代的金融家，更像是栖居在乡土的农民，以各种中介的连锁关系，建立起商业的信誉。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小说《八千岁》中也写到“铺保”的细节，可见是民间普遍的经营方式。连他们建造的民居，都以相似的封闭结构，坐落在乡村当中。可见其伦理价值的取向，还是农耕民族的基本原则。当然，这都是在中小城市，而且最终败于外来资本的银行体系。 在殖民文化影响下的大都市，与国际接轨的种种设施，使新的市民阶层迅速地膨胀，产生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手工业者的新阶级，一般被为称为中产阶级。他们多数也来自乡土，是具有冒险性格和变革要求的农民，受了新式技术的培训，成为某一个行业的专门人才。他们服务于外来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不同体制，有的甚至自己也发展成资本家。与此同时，大量破产的农民涌进城市，进入各种生产和流通领域，构成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员。这是国际化大都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根本结构。五方杂处，行政多元，阶级差别显著，政治势力繁多，文化成分复杂。取代传统文化价值的是商业社会赤裸裸的金钱拜物教，占主流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尽管如此，来自农村的大批人口，仍然带来乡土文化的因素，并且渗透在市民的价值观念中，这就使城市的运作和管理更加复杂。据有关专家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滞留在上海的外籍人口多达十五万，其中有十万是日本人。日伪时期的上海市长陈公博慨叹，世界上所有国际化大都市的好处上海都没有，而所有大都市的坏处上海都有。当然，他回避了日本军阀统治的严酷现实，回避了战时军管导致自由经济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