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美”、“丑”就作为一对孪生的概念出现了。可以说，人类社会有多长，“美”、“丑”的概念就有多长。然而自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期开始，“美”就在艺术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丑”遭到极度排斥，忒拜城的法律甚至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时至今日，艺术丑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导致我们对艺术丑的历史流变、艺术特点、发展方向等问题还讨论甚少。本文即试图在这几方面做些探索。 一 自人类文明肇始以来，生产的发展、各种社会规范的确立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些都为人们对理性的追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了古希腊时期，借着人类童年时期那种高扬理性的乐观精神，古希腊哲学呈现出由多向一的总体趋势。从米利都学派的“始基”，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都力图将世界从纷乱复杂向简单纯粹上升，从杂多向纯一上升。柏拉图就曾为人类设计过一级一级的理念世界，从最具体的理念一直到最高的理念“善”。希腊文明衰落以后，理性精神虽一度在西方泯灭过，但发展到经院哲学那里，理性又重新获得了至上的地位。胡尔夫在《中古哲学与文明》中写道，早在15世纪，人们就“毫不怀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实在，可以在相当程度内认识一切的事物”。[1] (P.74)这之后，由大陆理性主义一直发展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时期的黑格尔，绝对理性登上了西方哲学殿堂至高无上的宝座。 这一时期的理性崇拜所倚仗的根基实际上是理念背后的“神”。理性至上和“神”至上是绝然分不开的。早在原始时期，人们认为一切皆有灵，崇尚“泛神”；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则把诗人创作时的灵感和“神”联系在一起，认为诗人是神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形式因”(包括目的因和动力因)也为“神”作为第一动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位置；到了中世纪，理性更变成了神的理性，托马斯甚至试图为上帝的存在作一番理性证明；这之后的康德虽然认为上帝的存在无法用纯粹理性加以证明，但在实践理性中又把它请了回来；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则几乎成了“神”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神学和哲学背景下，古典时期的伦理学也朝着“至善”方向发展，人成了“大我”，个人也是作为类的附属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直是西方传统德性的主要教本，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核心德性就是理智德性。[2] (P.16)远在荷马时代，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于他的社会角色，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个人必须作为一个种类的目的而存在，到了中世纪，人的存在则决定于神学目的。[2] (pp.232～235)总之，在古典时期，人必须为某个超越自我的目的而存在，其行为准则也应该首先为了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非实践的“外在利益”[2] (P.18) (如下棋，提高棋艺属于实践的“内在利益”，获取奖金属于实践的“外在利益”)。古典主义伦理学有一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怎样被对待，就怎样待人。”[3] 康德则把这条黄金法则解释为道德律令：“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4] 在这样的神学、哲学和伦理学背景下所产生的西方古典艺术，如果不用单纯的、绝对的、永恒的“美”来表达，我们简直难以找到别的任何一种替代方式。古希腊人就曾明白无误地宣称：“我们是爱美的人！”[1] (P.39)为了美貌的海伦，他们发动了十年战争，并且认为这是“值得的”。甚至如果一个人长得奇丑不堪，连画家都不愿意为他作画(一位古代诗人曾这样说：“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5] (P.297)；而纵然这位画家大发善心为他作了画，也不是因为他的丑陋，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模仿得那么惟妙惟肖”。[5] (P.298)关于艺术，希腊人有三大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原则。[6] (P.26)总之，卑劣、低俗、丑陋的对象是不应该进入他们所供奉的艺术品的。柏拉图这样总结希腊人关于美的理想：“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7] 遵循着这样的信条，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伟大抱负之一仍然是尽最大可能描绘出人的美。当一个15世纪的画家在处理画面上的人物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人物面容姣好，体态优雅，“以至在耶稣诞生图中，他们从未如实地画出初生的基督(那不够美)而是把基督画成一个至少年满周岁的婴儿”。[8] (P.32) 沿着这条纯粹的“美”的路线一直往前，到文艺复兴时期，“美”最终成为了“把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的统一的标准”。[9] (P.20)奥兰达在当时就最早提出了“美的艺术”(fine arts)的概念[9] (P.27)，一直到1750年鲍姆嘉登创立Aesthetics时，美仍然独霸着艺术王国的领袖地位，“‘丑’本来就在鲍姆嘉登所创立的Aesthetics中无法有真正的立锥之地。”[1] (P.77) 当然，古典时期的艺术作品中也还是有“丑”形象的。亚里士多德对“丑”的论述在古典哲学家中就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艺术中纵然会模仿丑，也只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如果我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讨人嫌的形象而产生了快感，那么这种快感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推论的快感，“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第二，由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所引发的快感。[10] (P.47)总之，艺术丑就它本身而言，是不存在实际艺术价值的，丑如果不把美当作遮羞布，就不可能单独存在于艺术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