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方教育史研究中的功能主义

作 者:
张宏 

作者简介:
张宏,大连大学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张宏(1970-),女,辽宁义县人,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功能主义在西方教育史研究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它规范着教育史研究的框架并指导着它的方向。几乎所有教育史学家都受功能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近代以来普及教育的兴起是为了满足某种或某一阶级的社会需求。但是,从功能主义角度把普及教育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有许多无法解释的例外。本文认为要真正解释普及教育的兴起就必须超越功能主义,必须不限于研究社会需要与教育满足需要这样的联系,而是把教育的功能置放在一定历史语境当中。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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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6)04-0011-05

      教育史学家往往把普及教育与工业化、城市化或者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是这些社会变化在教育领域中的功能性反应。但是,这些因素与普及教育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各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没有得到解释,而且有许多无法解释的例外。本文试图分析西方教育史研究中功能主义的表现、局限性,并指明超越功能主义的必要性与途径。

      18世纪末以来,人们赋予教育以不同的功能,认为教育不仅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贫穷、犯罪等,而且还是实现社会公平、民主,保证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工具。19世纪的文献充满了这样的观点——即普及教育是国家建设、政治民主以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的必然结果。当时人们普遍从政治、经济功用的角度论述普及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观点还影响了国家政策,是西方国家建立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重要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前,教育史学家深受这种教育话语的影响,把历史上教育改革家对教育功能的描绘理解为教育的实际作用。在解释普及教育的原因时,教育史学家们编织了一系列功能主义神话。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要求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准相应提高。同时,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犯罪、道德沦丧、贫穷等新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

      这种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常常看到类似说法。但是,教育史学家发现,工业革命早期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这些技能的获得并不很依赖教育,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大多数技能都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且,在历史上还出现了在工业革命早期,入学率下降的现象。一句话,从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并不合适。

      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凯茨、鲍尔斯、金提斯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教育史学家认为,应该从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不是教育改革家所描绘的教育理想入手来揭示教育的作用。凯茨(Michael Katz)在1968年出版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反讽》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马萨诸塞州的个案研究,重新解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推翻了教育发展的进步观。凯茨认为普及教育并不是民主、理性、人道的结果,而是中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加给民众的。在他随后出版的《阶级、官僚主义和学校》一书中,凯茨指出,美国公立学校是“普遍的、税收支持的、免费的、义务的、官僚主义的、带有种族阶级偏见的”。[1]“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使穷人子女守秩序、勤劳、守法、尊重权威”。[2] 换句话说,“公立学校是培养仆人的”,并“象一个社会分流器,是上层社会维持并提高了他们的优势地位,而对社会下层少有好处。”[3]

      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指出,以前对学校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学业成绩和认识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学校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多种多样的社会特性,而不是培养发展智力和技能。学校的实际功能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4] 在《资本主义美国中的学校教育》一书中,他们用大量证据表明,虽然肩负自由的希望,教育并不是医治社会不平等的万能药。在大学教育几乎普及的美国,教育对财富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范围几乎毫无影响,学业成绩和受教育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继承的。他们指出,不平等的根源不在教育体系中,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中。[5]

      激进修正派通过分析学校教育的实际结果,推断出历史上政治家、思想家对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他们的共同主张是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控制穷人的工具;学校改革实质上是中产阶级通过扩大学校的强制权力,目的是在道德上控制穷人;学校一直有意消除文化多样性;公立学校从未帮助穷人的孩子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学校作为改革家有意选择的官僚制度是使社会分化永久化的最佳工具;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培养未来工人资本主义所需的工作习惯。[6] 总之,他们认为虽然公立学校在美国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影响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美好。

      美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修正派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60年代,西方教育史学家纷纷对本国教育史研究展开了批评。但是,教育史学家不久就发现,激进修正派把教育看成是强加给人们的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如果把学校视为灌输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场所,就无法解释工人阶级积极要求受教育;也无法解释对个人品德的强调不仅仅是针对穷人、酒鬼和罪犯的,所有人都需要道德教育,罪犯和穷人只是品德教育中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他们把工人阶级看成是完全被动的,也有失偏颇。

      不难发现,无论辉格派还是激进派教育史学家都受功能主义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国民教育的兴起是为了满足某种或某一阶级的社会需求。只不过,在前者看来,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而在后者看来,教育是用来宣扬中产阶级价值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

      至今,功能主义影响下的教育史研究对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要历史学家试图通过一一对应的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的发展,总会显得捉襟见肘,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偏偏要通过教育满足某种社会功能?无法回答为什么欧洲大陆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建立起国民教育制度,而英国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建立起来?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却最迟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为什么社会精英偏偏通过普及教育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为什么他们要宣扬民主、平等的精神,如果统治集团面临社会控制问题时有能力建立一个教育制度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们为什么要费事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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