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1-0094-07 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早期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变革，近年来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前辈学者汪敬虞先生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关于华商在外商企业附股的研究，是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多篇论文问世。进入新世纪，《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等专著先后出版。上述论文和专著对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起源方面，微观的探讨尚不多见。学术界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公司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而然地”①传入中国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不会那么简单，股份公司进入中国并最终与华商资本结合形成规模效应，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了股份公司在中国的制度形态。 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外贸易方式的变化和外商代理行的衰落 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于鸦片战争前进入中国，主要存在于两个行业中：一是垄断中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王特许成立的专营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的整个东方地区贸易的垄断公司。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从此与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贸易关系。二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保险公司。1805年，广州保险社(Canto Insurance Co.)成立，这个保险社由达卫森·颠地洋行和比尔·麦尼克·渣甸洋行轮值经营，无论哪个洋行经营，均采用股份制[1](P157)。其后在广州成立的其他保险公司均步广州保险社之后尘，采用股份公司制度。 东印度公司是英王特许垄断东方贸易的半官方组织，它只与清政府特许的广州行商进行贸易，而不直接与民间商人打交道。它的总部和董事会设在伦敦，广东的商馆只是派驻中国的一个管理机构和决策执行机构，其职能由公司的商船大班充任，“平常大约有十二个大班……由三四个资格老的人员组成一个主任和监管委员会——被散商们讽刺地叫做‘监委’——充任公司在中国业务的管理机关，执行伦敦董事会的指示”[1](P16)。这说明它的职能不涉及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也没有资产处置权，因而不负责公司股金的筹措和盈利的分派以及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所以，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不具备募股的职能。 保险公司与东印度公司不同，它在资金筹集上从一开始就同华商发生了联系。1835年，英商宝顺洋行在澳门成立于仁洋面保安行，“立即有许多中国商人认购它的股票。怡和步其后尘，1836年在广州成立谏当保险行，一些中国资本可能一开始就加入”[2](P283)。但是，保险公司并不是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它只是外商出于分散运营风险的需要，为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贸易业——服务的辅助性业务。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一般都不大，能够吸收的华商资本也都很有限，因而没有在中国商人中产生广泛影响。 除上述两种实行股份公司制度的经济组织外，广州还存在另一类外商经济组织，这就是专营东印度公司以外的港脚商在华委托代理业务的代理行。这些代理行大都叫做公司，但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资金筹措上并不实行股份公司制度，而是实行合伙制，叫做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或封闭式公司(closed company)。代理行的资金规模一般都不太大。以美国旗昌洋行为例，这是一家老牌洋行，其前身老旗昌早在1818年就已进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洋行。但它的资本通常只有十几到几十万美元，“即使在业务发展到最高峰时的19世纪50年代，它的合伙资本总额也不过50万美元”[3](P4)。正是这类外商经济组织，在鸦片战争后环境和条件变化带来的压力下，最先大规模向华商募股组建股份公司，从而搭起了股份公司制度深入中国经济社会的桥梁。 鸦片战争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给代理行带来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19世纪中叶，世界范围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给中外贸易方式带来了显著影响。首先是运输工具的革命。1809年，轮船运输首先在美国投入使用。但直至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对华贸易的运输工具仍然是飞剪船也就是木质帆船。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轮船性能的不断改进，帆船被淘汰的速度不断加快。1842年，英国轮船“魔女号”(Medusa)驶入上海港，这是最早进入上海港的外国轮船。此后驶入中国水域的轮船不断增多。至1848年，已经有了在中国水域定期航行的航班。轮船加入航运，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航行时间。“纽约到广州仅用九十天的快速航行记录也已经成为历史了。大英火轮船公司的轮船从伦敦开到香港只用六十天的时间，若从纽约起航，也只要再加上十五——二十天也就够了。”[4](P224) 此外，运输航线也缩短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到东方来须绕道南非好望角。19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条叫做“苏伊士旱道”或“苏伊士地峡通道”[4](P229,234)的连接欧亚大陆的捷径，“朴鼎查爵士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来到澳门，麻恭少校(Major Molcolm)在一八四二年乘轮船携带南京条约到英国去，两人都是取道苏彝士横跨大陆的路线，这两件事都被认为是有特别重要性的。在一八四五年，大英火轮公司为从英国扫桑波敦(Southanpton)到香港的每月快班船采取了这条航线。”[5](P386)这条道将绕过好望角的航程大大缩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