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然而，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以解释行为者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否则，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具有实质内容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庄是云南省“禄村”，1938年至1940年费孝通曾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远离昆明，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该村庄做调查之时，村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注：笔者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化”在本文的涵义。中国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和多种流派，李亦园曾将中国文化分成上层士绅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前者称之为文化的大传统，后者为小传统。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未受西方文化大规模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并且是指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层面。参见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载《中国文化》(香港)，1993年第10期。）。 一、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 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禄村”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如族田)之外，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拥有。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五十余亩，小地主仅有田十余亩。费孝通最关注的是，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雇工自营”的方式耕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无论农闲农忙，这些小地主都是穿戴整齐，要么蹲在街边谈长说短晒太阳，要么到城里的庙会上、茶馆里消磨时光，偶尔也会拿一根烟管坐在田埂上看着雇工们干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因，不是为了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费孝通是这样描述小地主的悠闲生活的：“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36工田，折合起来不到14亩。他年纪刚满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晚上9时上床，明晨9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所以不必下田。他下沟的闲田(在秋季不种豆的田)，正该犁了，可是他自己不去，雇了邻村的一个川人替他代劳。可巧那位雇工发生了事故，不能继续工作，他连找人也懒得去，没有犁的田，泡了水，过了年再说。到明年挖田时，就得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力。说他是例外罢，也许不错，因为他和其他稍有农田的人一比，已经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了。烟已戒绝，不常赌博，而且还是基督教勉励会的会员，常去做礼拜。不如他的人多呢……以禄村的青年来说，有一位年纪只有25岁，家里有田50工(约20亩)，人很勤俭，据说很能管理家务。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是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吹洞经’和‘讲圣谕’。这种工作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月，因为那次祈免炸劫的大醮，在9月里已经开始。他在农闲时如此，在农忙时也如此。还有一位常喜到我们房里来谈时事的青年，年纪30岁，家里有40工田(约15亩)，本来在邻县里替他叔叔管理屠宰税。这两年赋闲在家。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水坝，一路向我发表意见，说是农民太没有知识，不知道改良，我们青年一定得下田工作，农村才有希望。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1939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不干，依旧每天在城里混……保长的哥哥很坦白的和我们说：‘我们这里有面子的人，不下田的。吓，看我这个样子，在田里打什么杂。怪吸，从小就没有挑重，这时候，硬去做，弄得筋骨酸疼，莫丢人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下田，不成，不成。人家看了，吓，不害羞死了？’”[1] (pp.255-257) 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按照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精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努力方向，它的至善境界就是尽可能地多积累财富。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话形象地描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告诫商人：“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他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耗费，他还扔掉了另外五个先令……”[2] (p.33)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观念。新教徒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因此，积累财富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而变成了新教徒在此世的人生目标。当然，新教伦理不是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即金钱”，但它确实是把虚度光阴当成不可饶恕的罪孽。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健康之必需的睡眠，皆在道德谴责之列[2] (p.123)。 总之，资本主义精神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多积累财富，而禄村的小地主则是尽可能地多闲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努力方向，结果当然也不一样。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他们都是在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 二、效用极大化模型 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们把时间都消磨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烟榻上，茶馆里，寺庙内？是他们家境优裕而无须积累财富吗？不是。据费孝通调查，这些小地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田里出产的粮食，说不上很富有。家境较好的小地主，只能算是小康生活，家境较差的，仅能维持温饱。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边雇人种地，一边游手好闲地享受闲暇时光。 笔者先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些小地主的行为，看看一般意义上的效用极大化模型能够解释到何种程度。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一个人决定工作多长时间，享受多少闲暇时光，是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问题，可以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描述选择结果。在禄村案例中，小地主的效用来源于物质消费和时光消遣这两个部分。消费取决于收入，故笔者直接用他的收入(M)代表他的物质消费。时光的消遣也称之为闲暇，记为R。笔者再记小地主的效用函数为U(R，M)。对于任何一个小地主来说，闲暇的时间R有一个上限，记为R[，0]，以一年来说，他自己能消遣的时间最多只有365天。小地主的收入则有一个下限，记为M[，0]，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劳动时，能够从土地上获得的净收入(相当于土地租金)。假设这笔土地租金恰好能够满足小地主一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R[，0]，M[，0])是他的初始禀赋，这一消费组合表示他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消遣，完全不干活，因而他的物质消费水平恰好是靠土地租金所能达到的基本生活水准。初始禀赋是他可以选择的消费组合。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消费组合，如减少闲暇消费，将减少的闲暇时间用于下田干活或其他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闲暇与收入的转换比率，可以用雇工市场上的工资(w)来衡量。笔者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正好是初始禀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