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跨国资本的成长与局限

      近年来学术界趋向于从整个东亚来研究朝鲜历史。这种研究取向一方面有助于修正限定在国民国家的范围内建立一国历史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国际化与地区化的加速而超越一—国的东亚不再只是空虚概念且已逐渐成为实体的现实情况。不过，历史上国家之间的交流并不像今天这样活跃和频繁。从经济史来看，16世纪开始东亚已形成“朝贡贸易体制”，白银作为世界性的流通媒介，引导东亚区域经济与全球连接[1]。但从政治上来看，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远不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主张的古代“东亚文化圈”那样密切，反而处于互相疏远的状态[2](P7，P24)。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改变，此时由于西方列强侵入而导致东亚各国不得不开放门户。

      江华岛条约缔结后，日本开始正式侵入朝鲜。1892年壬午军变之后，中国开始向朝鲜派遣常驻军队和常务委员进行政治上的介入，与过去完全不同。朝鲜的开放港口和街道开始出现了中国商人，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增加，随后形成了在朝鲜扎根的华侨资本。其中同顺泰是一家有代表性的华人公司，它在1892年因清朝以同顺泰号的名义对朝鲜政府提供借款而声名显赫。同顺泰多次出现在韩末朝清贸易史研究中，但专门论及同顺泰的文章却极少，且内容都集中在韩末时期（注：谭永盛：《对朝鲜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到1885年》，檀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76年；高伟浓：《中朝通商初年到朝鲜的粤商》，《广东史志》1988年第2期（总第16期），广东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金钟国：《关于朝中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历史学报》第32期，1966年；韩劤：《韩国开放港口的商业研究》，一朝阁1970年版。最近日本学者石川亮太发表了两篇有关同顺泰的论文，见《汉城大学所藏〈同泰来信〉的性格与成立过程——作为近代朝鲜华侨研究的端绪》，《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2辑，2004年版：《开港后在朝鲜华商的贸易活动——1894年清国米中继贸易》，《中国近代化的动态结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版。）。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同顺泰的兴衰过程，探讨一个在韩华侨企业在当时激变的东亚空间下如何生存，以深入研究近代东亚和韩国的关系，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跨国资本的存在方式和可能性进行评论。

      一、旧韩末时期同顺泰的成立

      同顺泰号的创始人谭杰生（1853—1929），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金利村，1874年21岁时来到朝鲜，在汉城（注：需要说明的是，Seoul的用法比较复杂，在汉语中以往一般译为汉城，但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公布Seoul的中文名称是首尔。另外，Seoul一词的汉字名称在朝鲜时代是汉阳，日据时代称之为京城。笔者考虑“汉城”词语的普遍性，在本文中采取“汉城”的译法， 但在标明参考文献出版地点时，涉及日据时代出版书籍先写京城再加括号注明汉城，如：京城（汉城）。） 水标桥附近创立了同顺泰号。同顺泰在1880年代通过贸易业成长为大公司，而谭杰生直到1929年在汉城去世时，一直在华侨社会中占有领袖地位（注：谭永盛：《对朝鲜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到1885年》，第17页，檀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76年。引谭杰生的儿子谭廷则和同乡郑家贤的证言。）。1882年10月朝清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缔结后，中国商人开始进入朝鲜，以汉城、仁川、釜山、元山等开放港口为中心，从事贸易或商业的清商日益增多。特别是从1888年3月开始，上海—烟台—仁川定期航路开通，进入韩中海上交通的时代[3](P92)。由于这些因素，朝鲜华商人数和实力均获增长。其中，崭露头角的就是谭杰生和其经营的同顺泰。当时，清商主要销售从上海、香港、天津等地进口的西洋棉纺织制品、杂货和中国产的丝绸以及中药材，将韩国的人参、谷物、牛皮和海产品运销中国。同样，同顺泰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销售中国丝绸，并与朝鲜商店频繁交易[4](P32—33)。学术界通常认为，华侨是从1882年开始进入朝鲜的，大多是山东籍。但是，我们发现同顺泰有其特殊之处：谭杰生来自于广东，而且1874年就已在汉城开店，两点都与此不符。

      根据谭永盛的研究，最早在朝鲜登陆的华商可能是先居留在日本长崎、横滨、神户等地的华侨，随着日商而进入的。日商在华商之前早已进入朝鲜市场，对朝鲜出口的产品多为欧洲制品，从上海经神户到朝鲜的产品占整个进口产品的88.3％，而其中大部分产品为英国产的棉布[5](P16)。通过东亚贸易网进出日本的华商，多数是福建籍和广东籍。特别是广东帮在神户势力颇大，1878年神户居留华人总数为357名，其中广东帮为223名。所以，初期来到朝鲜的华商当中，广东籍不少，这与后来几乎都是山东籍的情况不同[6](P21)。据此推论，谭杰生很可能经日本而来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