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是研究者似乎都把它当作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假设，并未对其进行基本的界定和深入的探讨，这实际上留下了论证理路上的某种模糊区间。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一个明确的起点开始，即“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认知”不完全等同于“认识”，它是指形成人们认识的基础要素、方式和途径，是关于形成认识的“所以然”，即“认识的认识”。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涉及此种认知形态的政治思维过程和后果，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政治表现将另文探讨。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Michel Focault)在其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到“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1]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yan S.Turner)在最近的综合性论著中设专章讨论了“普通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2]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福柯的思想只是启示而不是方法，这种启示就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实际上是已在思想者头脑中预设的一套观察和归纳问题的基础模板或框架，人们据此去看待、评价和分析客观事物。在这个结构中，“身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一般会把分析的视角投射到主体以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去，而生产思想的主体自身则处于被“遗忘”、“淡漠”或“省略”的状态。换言之，作为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被排除在政治思想史分析的范围之外。但对问题做了这样的缺省之后，我们将无法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同样的人类存在，世界各文明系统之间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具体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将无从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总对某些问题和命题特别关注，而对另外的一些问题和命题却从未设问。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君—臣—民”的系列命题极为关注，论述甚丰，但对于“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却极少提及；作为政治学基础的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十分发达，但这并未能导致关于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制度思考。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从地域环境的角度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而认知结构的奠基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虽然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相互依赖性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某种知识系统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弥漫和扩散，以毋庸置疑和不证自明的“习俗”和“精神”的要素，成为支配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之所以形成的知识基础，即关于“知识的知识”。其中，关于“身体”（注：" body" 与" flesh" 不同，前者意为一个不可拆分的“实体”，后者则一般指与“灵魂”相对的“肉体”。）在政治思想形成方面的建构作用，又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层面。 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对于“身体政治”作了较完整的界定，他指出：“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3] 大陆学者也指出，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喻论”早已超越了语言修辞的范畴，而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张颂之先生从“政治父子喻”、“政治身体喻”、“政治治病喻”、“政治烹饪喻”、“政治运掌喻”、“政治放牧喻”、“政治狩猎喻”、“政治理水喻”、“政治器物喻”和“政治五行喻”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喻论”展开了全面论述，可谓匠心独运。[4] 但是，如果我们对此作进一步归纳则可看到，在这些“喻论”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活跃和大写的“人体”，各种比喻均可视为人之“身体”在某一方面的展开：“父子”与生殖有关，“烹饪”与营养有关，“治病”和“运掌”与生理有关，而“放牧”、“狩猎”和“理水”则与劳动有关；只有“器物”和“五行”具有形而上的符号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张文所提“政治身体喻”其实并不应与其他各喻处于平行状态，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喻论的本质和核心。（注：张文似乎对重要思想家董仲舒少有提及，可能与作者的论文构思有关，但这却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疏忽。此外应当指出，在关于“身体”的比喻中，即使是现代中国思想家仍然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化”或“化境”的本质就是“身体”。他说：“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行走，如果车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后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像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见冯友兰：《我与毛泽东的交往》，载香港《文汇报》，2005—05—22。） 检索史籍，上述论断得到了诸多印证。考古资料反复证明，“人身”在建构中华文明的初期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据天文考古学者冯时先生考证，中国古人最早立表测影以计算时间，最原始的这个“表”叫做“髀”，由“骨”和“卑”两字组合，它实际就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木杆，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仪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髀”字含义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髀”既是人的腿骨，同时又是测量日影的表，它有双重意义。第二，“髀”作为测量日影的表，它的高度均被规定为古代度量单位的八尺，这恰好等于一个人的身高。也就是说，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还曾经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影子在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最后学会了立表测影，因此圭表实际是从人体测影发展而来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