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边界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近来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迄今为止，参加讨论的各种立场与观点渐渐明朗了起来，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种：一是主张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方法，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那些愿意从事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界的人士，完全有自由改换门庭，只是不要因为自己转换了研究兴趣，就宣布自己原来从事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过时，应该让位于文化研究。文学依然存在，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愈发有生机了，因此文学理论也依然具有存在的理由。二是认为今日的文学已然不是昔日的文学，今日的审美也已然不是昔日的审美，文学泛化了，审美也泛化了，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审美现象，到处存在着文学性，因此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都应该让位于今日的文化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不能再局限于原来的文学理论学科的范围。三是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依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今中外的文学毕竟还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而理论思考也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必须转型，而且不是一般的研究方法的更新或研究范围的改变，而是这种知识形态包含的深层知识论模式的转型。本人即主张这第三种观点，下面就谈谈我的理由。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确存在着与其他几种文学言说的知识形态的学科性差异：文学史根本上是一种历史叙事，不能离开史实而言说，文学批评是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不能离开文本而立论。文学理论则是关于某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思考，其追问的结果往往是超出具体文学现象之外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现象中蕴含的某种普遍性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来获得这种普遍性，是从一个自明的理论预设出发还是从对于具体文学现象的阐释出发？是充分关注到文学现象自身的复杂性还是用理论的话语优势来宰制活生生的文学现象？我所说的“转型”主要是在这个方面。由于我们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从产生到今日的发展都是在西方（也包括前苏联）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对于文学理论的反思也应该从西方入手。 西方哲学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就开始了对走了2000年的西方哲学之路的总结与反思。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刻反思，使他明白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对运用理性重构世界的能力过于乐观了，似乎世界的真理就在那里，人们把握到它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康德深入地审视了人类的诸种精神能力，并极为清醒地为不同的主体能力划了界限，从而深谋远虑地对世界的神秘性或神秘领域保持了应有的尊重，同时又适当坚持了近代哲学对人的理性能力的那份自信。这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是难能可贵的。在康德之后，谢林将康德对客观世界神秘性的尊重进一步推演为信从和膜拜；费希特则将康德对人的主体能力的自信推演为对主体自我的绝对推崇。到了黑格尔，却又将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追问、认识论思考、伦理学建构等几乎所有方面的成就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借助于一种称为“辩证法”的强有力的逻辑方法将之统一为一个看上去很严密的、自洽的庞大系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整个西方2000年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试图依靠“概念形而上学”来彻底掌控外在世界的知识论模式的最忠实、最充分的实践者。但同时，黑格尔所采用的方法，即辩证法，特别是将一切存在都理解为一个流动的过程的观点，也暗含了消解自身体系的可能性。 从黑格尔之后西方盛行了两千年的知识论模式开始从顶点降落。费尔巴哈是一个重要转折。这位哲学家的学理性或许并不很强，看上去远没有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那样深刻。但是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伟大作用却绝不亚于他们中的任何人。用恩格斯的话说，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按照我们的观察视角，费尔巴哈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西方哲学从对宇宙本体的追问、对人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能力等主体精神的追问到对人自身存在方式的追问的转折。费尔巴哈认为上帝和“异化了的人的理性”即“唯一实体”、“绝对同一性”、“绝对精神”等存在的彼岸世界是最缺乏诗意的世界，因而是应该彻底抛弃的。只有人生存的世界，人的生存本身，有血有肉的人、饱饮人血的理性才是最具有诗意的存在。人们应该关注人本身，应该讴歌人的现实存在，而不应该将哲学变成一种“思辨神学”去建构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费尔巴哈要建立一种以人的当下存在、人本身为思考中心的“新哲学”，从而完成哲学从“神”（宗教之神与思辨神学之神）到“人”的还原——这是极为伟大的哲学洞见。 但是费尔巴哈的确有其浅薄之处：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知道哲学应该关注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不应该编织“概念形而上学”的逻辑宏图。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哲学的层面上关注具体存在的人。在他的身后站出了两位巨人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事业，即将哲学从“彼岸世界”（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或理性存在的逻辑世界）还原到人的生存世界。这两个人巨人也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人，他们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大大受惠于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知识以及当时整个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一开始（在《巴黎手稿》时期）就把人的现实存在与人的可能存在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他发现了这种矛盾，这是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关键之处。因为后者只是看到了人的精神的异化而没有看到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因此无法找到切近人的问题的途径。为了切实解决人的现实存在与可能存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发现必须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发现人的复杂性；而当他开始关注决定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时，他又敏锐地发现只有将社会关系置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自我运动过程中才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的诸特性，在经济结构的自我运动中来考察社会关系的变迁就成为马克思思考人的问题的两个基本视角。我们应该明白，在马克思这里只有人的存在问题才是核心问题，此外关于社会历史的思考、关于商品与经济关系以及社会革命的思考都是第二位的、从属于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的。我们更应该明白，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全部思考都丝毫不是出于“主体契合客体的”认识论冲动，马克思是要在实践的层面上真正解决人的实际存在与可能存在之间的矛盾。所以，实践的品格乃是马克思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这种关于人与社会的思考方式以及与之伴随的实践指导性，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家哲学可以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