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美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于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1]（P489）在纪念席勒逝世二百周年的日子里，这段话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哈贝马斯不再将席勒的美学思想作为一种孤立的理论话语加以分析，而是将其放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研究，以突显其重要的时代感与现代性。但是，和以往的学者一样，哈贝马斯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著名的《美育书简》一书中，而并未涉及席勒的另一篇常被人们提起却很少深入研究的文章——《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后者比前者更为集中地体现席勒美学思想的时代感与现代性。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便不难发现，所谓“德国古典美学”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下来的。一条是“论”的线索，即由鲍姆嘉通的《美学》，经由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席勒的《美育书简》，再到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这条线索将美学问题当成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命题，注重发现人类的审美活动与科学认识活动、伦理实践活动的联系与区别。另一条是“史”的线索，即由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经莱辛的《拉奥孔》，到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再到黑格尔《美学》的二、三卷。这条线索将美学问题与艺术实践联系起来，注重发现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尤其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三卷本的《美学》巨著中，实现了这种“论”与“史”，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在此之前，由于美学学科尚处在不太成熟的阶段，前一条线索常常依附于哲学原理的研究，后一条线索常常依附于艺术史的研究。但前者对人类情感判断特殊方式的重视，后者对艺术实践审美类型的思考，又使得它们渐渐摆脱了其各自所依附的原有学科，融会为一种史论统一的美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席勒的两篇美学论著，即属于前一条线索的《美育书简》和属于后一条线索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具有着同样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但是，由于在以往的研究中，前一条线索已受到美学史家的高度重视，后一条线索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也正是《美育书简》常常提及而《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常常被忽视的原因所在。而只有将这篇文章放在后一条学术发展的线索之中，我们才能发现其特有的时代感与现代性特征。 作为这条线索的开端，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之所以具有超出普通艺术史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阶段性考察而总结出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样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而莱辛的《拉奥孔》虽然是对具体艺术品的考察与分析，但却在“论绘画与诗的极限”的背后，隐藏了对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历史性抉择。而到了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研究者的历史感和现代性已达到了近乎自觉的程度。 首先，席勒明确指出，作为人类艺术的表现形式，“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不是来自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人性格，而是来自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土壤。“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1]（P490）“如果我们只把现代诗人和古代诗人，不根据他们所可能采取的偶然形式，而根据他们的精神，加以比较，我们将会易于相信这一想法所含的真理。古代诗人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觉的真实，是活生生的当前现实；近代诗人却是通过观念的媒介来打动我们。”[1]（P489-490）在这里，席勒已经明确地使用了“古代”、“近代”之类的概念，他显然已不再把艺术风格与美学理想看成是个人心性的产物，而是力图在诗人背后的历史土壤中寻找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据。这种以“史”入“论”的研究理路，显然对以后的黑格尔美学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具有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感。 其次，席勒在人类历史的广阔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导致审美变异的社会根源，他明确指出：“只有当人还处在纯粹的自然（我说纯粹的自然，而不是说生糙的自然）的状态时，他整个的人活动着，有如一个素朴的感性统一体，有如一个和谐的整体。感性与理性，感受能力和自发的主动能力，都还没有从各自的功能上被分割开来，更不用说，它们之间还没有相互的矛盾。……但是，当人进入了文明状态，人工已经把他加以陶冶，存在于他内部的这种感觉上的和谐就没有了，并且从此以后，他只能够把自己显示为一种道德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向往着统一。前一种状态中事实上所存在的和谐，思想和感觉的和谐，现在只能存在于一种理想的状态中了。”[1]（P490-491）在这里，席勒虽然没有使用“异化”之类的概念，但他显然已经发现了所谓“文明状态”对人与自然原始关系的破坏，对人类自身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肢解……这种思想显然对以后的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换言之，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席勒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工业文明对人类精神状态的污染，并力图通过艺术来加以缓解或克服。从这意义上讲，《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无疑具有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