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终结和经济/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资本、信息和视象的跨国界、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自由流动，彻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的概念。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全球文化的兴起，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身份认同——包括国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身份认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个新兴的“第三空间”正在成为全球/地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融合和“谈判”的话语场。全球传播实际上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所形成的符号资本、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在跨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的“超国家领域”所进行的共时性流动。 全球传播的终极目的就在于构建出一个霍米·芭芭所谓的文化上的“第三空间”。“第三”这个定语在英文中往往含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它突破了传统的二元论，所表现的是一种既是A也是B、既不是A也不是B的模糊不清的“临界”状态。例如，性别研究中所谓的“第三性”指的是突破了传统的男女性别划分的、由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构成的“怪异文化”（queer culture）。跨文化传播学所关注的“第三文化人”（TCP）和“第三文化孩子”（TCK）指的是那些游走或者成长于多种文化语境中、难以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来加以界定的社会群体。 芭芭所谓的“第三空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临界状态以外，更强调它对于构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这里所说的“翻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任何一种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构建”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的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注：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25—37。除非特别注明，所有译文均为本文作者完成。） “边界写作”便是这一全球文化传播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应当指出的是，“边界写作”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学性文本，而且还包括影视、广告、网络文化（例如游戏和动漫FLASH）等大众传媒产品。在中文世界，“边界写作”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媒介文化现象。从旅加作家贝拉的畅销小说《9·11之恋》到旅日制作人张丽玲所拍的纪录片《我们留学的日子》，从影响遍及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社群的宣扬“怪异文化”的网站“桃红满天下”到澳大利亚专门为新移民开办的“特别广播电视台”（SBS），“边界写作”涉及到了现存几乎所有的媒体形态。 “边界写作”这个概念最早由英籍印度裔作家塞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提出。他给出的定义也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边界写作所“称颂”的是“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等令人惊异的混合和变形，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生事物”。（注：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London：Granta，1991），P.394。）从“边界写作”的主题和美学特征来看，它们都表现出了家国文化（home culture）和宿主文化（host culture）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调和的过程。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说，它们在阶级、种族、性别方面表现出了与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用芭芭的话来说，以“边界写作”为代表的“第三空间”改变了“当下政治的根本形式”。（注：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P.25。） 诚然，对全球文化传播层面上的“第三空间”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应当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采取的是一个微观的视角，以我国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和“边界写作”的命名者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们》作为这项研究的起点，从而在主题、体裁和语言上对“边界写作”乃至“第三空间”勾画出一个简要的轮廓。 作为“边界写作”的始作俑者之一，拉什迪曾经把自己的作品形象地比喻为“加点儿这样、再加点儿那样”的“什锦浓汤”（hotpotch）和“大杂烩”（mélange）；（注：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London：Granta，1991），P.394。）而身为哈佛教授的芭芭则用学术化的语言概括出了“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母题：“不确定的流散身份”和“无法调和的、杂糅的边缘文化”。（注：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P.225。）从身份/认同上看，从事边界写作的人大都生活在远离祖国或者出生地的“流散”（diaspora）状态下，因此，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的“族性”（ethnicity）。从文化上看，他们大多不相信主流社会“种族和文化大熔炉”的“神话”，拒绝盲目地融入主流文化，固守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保持自己独特的族性和文化特性。 芭芭所概括的“边界写作”的这两大特征构成了本文所选取的两位作家——拉什迪和扎西达娃——进行想象中的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很难用传统的、纯粹的种族和文化身份/认同来界定这两位作家。拉什迪的童年时代是在印度的孟买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度过的；后来到英国受教育，并且在那里定居、入籍，获得国际文坛的肯定。（注：拉什迪的生平详见James Harrison，Salman Rushdie（New York：Twayne，1992）。）扎西达娃出生在一个汉藏合璧的家庭。在汉族母亲的坚持下，以“张念生”的名字在重庆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7岁他决定恢复藏族的本名，到拉萨“寻根”。他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写作引起了整个中文世界乃至国际文坛的注目。不应否认的是，两位作家不确定的种族/文化身份使他们具备了一个有别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他们跨越族群、文化和语际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边界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了一个杂糅型的种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