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论述19世纪欧洲的文学状况时，曾就作家、文体与传播媒体的关系发表过如下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世纪三十年代末这种情况有了改变。Feuilleton（专栏）在每天出版的报纸上为belles-letters（美文）提供了一个市场。这一文化分支的导言为七月革命带给出版业的变化作了总结。”[1]（P44）中国现代传播媒体作为“专栏”为散文开辟园地，主要是在报纸副刊出现之后，在此之前，散文以论说、杂记等面貌散见于报刊的各个版面，没有形成文学门类的独特文体。正如郁达夫所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散文创作，因为“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2]（P256）。从报刊媒体与现代散文的关系来看，现代报刊初期的文章主要沿用了古代文章的文体，以论说为主的文体与古代章表奏议、史论序记等文体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系，这种文体随现代报刊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分化，趋向于现代散文文体。 从现代散文的文类来看，现代报刊对现代散文的分类产生了明显影响。古代文章的分类在现代媒体的各类文体分类中失去了“辨体”的意义，新的文体类型与现代报刊的体制所发生的同构关系，使散文成为报刊意义上的文体。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西方文体的译介，不仅扩大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且为现代散文文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因此，我们考察现代散文的文类特征时，不能不在现代报刊与古代散文传统，现代报刊与西方散文的关系中，从散文发展史和散文理论等方面为进入现代散文文类而梳理与讨论。 模糊混沌的文类意识是20世纪最初20年的普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散文领域还没有廓清基本的文体概念。1921年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对于散文理论是巨大的进步，但“美文”只是散文的统称而已，并不是散文的文类概念。1923年王统照在《晨报副刊》发表《纯文学》，认为“五四”以来小说、诗歌“比较上说都有一点成就”，“独有散文（Pureprose）的佳者，却不多见”。王统照明确意识到散文作品所以难作，除对白话创作散文的技巧还嫌不足外，“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3]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所谓的“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主要是指新文学对散文文体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随后，王统照对散文进行了分类，从理论上和文类上对散文概念做了廓清[4]，胡梦华也在《絮语散文》中论述了以蒙田为代表的“絮语散文”。这些论述初步包涵了对散文理论的认识，扭转了此前关于散文文类认识的模糊状态。与此同时，散文创作的类型也较之此前有了更广范围的开拓。不过，无论周作人还是王统照、胡梦华，都没有注意到从散文文体与报刊传媒关系上寻找概念的定义，大多从文本自身去概括这一现代报刊文体。化鲁在《文学旬刊》的《中国的报纸文学》一文中较早地把报纸与散文联系起来考察。化鲁指出，在各类文学中，“小品文学往往是报纸文学的重要部分”，“所谓小品，是指sketch一类的轻松而又流动的作品，如杂感，见闻录，旅行记，讽刺文等都是。这一类的文学，往往是普通阅报的所最喜读的，而且也只有在逐刊行的报纸上，才有刊载的价值，所以这一类的材料，在报纸文艺栏里是最为相宜的”[5]。化鲁的文章注意到了散文与报纸副刊的关系，也注意到了散文独特的文类特征。 不过，在何种意义上认识报刊文体与散文文体的关系，是研究现代散文文类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文章类型和西方散文随笔的分类，构成了中国现代报刊中的散文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只有当古代文类与西方散文的概念渗入现代报刊传媒文体中时，才真正形成了现代散文的文类。在古典文学中，文章是作为一种文人化写作被纳入主流话语之中的，其主要文体如章表奏议史论序记等，是作为文人写作而存在。先秦时期，文史哲是不分类的，到汉代分文章和学术，对各种文体有了初步认识。两汉刘歆将群书分为“七略”，东汉蔡邕把天子诏令群臣之文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大类，把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章、奏、表、驳议四类。曹丕的《典论·论文》继承前人成果，根据文章发展的情况进一步论述和分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之后，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文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类。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中认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赞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记，则轨范于檄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工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6]（P11）应当看到，古代文章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古代文体特征，其功能特征决定了不同文章的文体流变。这种变体及其功能显然影响到了现代传播媒体中的“散文”文体，古代文章的“进言”功能向现代报刊的“舆论”工具发展。李欧梵先生认为，清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在制造‘舆论’，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他们发现通商口岸的报刊杂志是实现这种目的的一个很有用的媒体”[7]（P179）。当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失去向皇帝递送章表奏议的机会时，寻求媒体的支持，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成为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李欧梵先生进一步分析说：“为了使他们的事业得到更大的普及，这些报刊在经营过程中大都发表一些笔锋犀利的新闻条目，同时还发表诗歌和有娱乐性质的文章，这些内容后来移到一个专门的‘副刊’中去。由于对这些附属性内容的社会需要不断增长，于是这一内容得到扩充，并且作为独立的杂志单独出版。”[7]（P180）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奏议论说一类的文体在报刊媒体的体制要求中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20世纪初期的报纸大多重现“论说”，以新闻舆论取代章表奏议，以新闻报道等叙事型新闻文体作为新的媒体文体。在这里，新闻报道类文体与论说评论类文体的合流与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叙事类、杂体类、小品类文体。另一方面，现代报刊所引进的西方散文随笔文体也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各种文体，与已经形成的散文文体进一步融会，从而将散文文类不断丰富和扩张，在叙事类、杂感类、小品类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现代散文的文体类型。由此，晚清以来的报刊文体与散文文体的结合，形成了现代散文丰富而复杂的文体类型。这些散文文类大体可以分为叙事类、杂感类、小品类、杂体类，并由此诞生出属于现代文学的散文文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