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举制废除，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可以说从制度层面揭开了乡村社会走向近代的历史序幕，它所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公布的教育统计，1922～1923年全国各级学校数为178981 （除专门学校外其他教会学校未列入），学生数为6819486（包括基督教会学生数在内）（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92页。）。从整个民国初期来看，从1912年～1928年，新式学堂学生年均增长率为6.89％，而同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46％（注：《第一次教育年鉴》，丁编，第30-31页。）。新学教育发展可谓迅猛。 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带有现代特征的新式学校深入到乡村社会，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新学教育从制度层面上获得了取代旧学教育的权威地位，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推进作用是前所未有的，这方面学者论述已多。然而，由此引发的城乡社会一体发展模式的破裂和乡村社会的沉沦，却关注不够。 一 旧学教育制度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的，是城乡一体的。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注：叶南客：《论现代人格的转型动力与转型机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第151页。）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的（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660页，第660页，第551-563页，第646页。）。城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草根。明代的科举中，乡村中举者往往多于城市。即以吴江县为例，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弘治三年（1489）年，中进士者有49人，除居住地不详之外，其中乡都占36人，而县市只有5人。在乡都中，其中市镇又占14人。即使是科贡，乡村也多于城市。仍以吴江县为例，从洪武十一年（1378）至弘治二年（1489），共计科贡103人，除居住地不详之外，其中乡都占54人，县市只有32人。在乡都中市镇仅占15人（注：《弘治·吴江志》，卷八，科举。见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第4-47页。）。清代地方科名分布也无明显的城乡之分。1948年费孝通与潘光旦先生一同分析了950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另有6％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如果再以省分别来看，以有较多材料的直、晋、皖、豫、苏、浙鲁七省说，乡村百分比超过都市的省有鲁、皖、晋、豫四省（注：费孝通、潘光旦：《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55页。）。 由此可知，传统中国人才是分散于地方的，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城乡一体的。但是新学教育确立以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乃谷，潘乃和。），“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注：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光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8页，第371-378页。）。从一些零星的统计数据和记载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据统计广东谘议局中94名议员94％居住在城镇（注：贺跃夫：《广东绅士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镇的议员也达到33％（注：金观涛：《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另据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931～1933年间的调查，在22省离村农户中，地主占19％（注：《全国农户离村统计·农情报告》，第7卷，第7期，第171页。）。有学者估计，近代地主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注：据罗兹曼估计19世纪中期，科举出身者、地主和富裕农民大约占总人口的5％。（《中国的现代化》第115页）张仲礼也认为清季绅士阶层的数量同人口数量之比，尽管各地差别较大，但最多也不超过5％，大部分地区的比例波动于1—2％之间（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薛暮桥在三十年代对中国状况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中国地主占总户数的3.5％（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35年版，第2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郭德宏在分析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问题时，得出1924—1937年，地主占总农户的比例约为3.11％；富农为6.38％（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以这个比例来看，当时地主的离村率是相当惊人的。在近代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大多数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一般农家很少有“闲钱”和“闲工夫”去供自己的子弟去读在他们看来对经商务农没有丝毫益处、完全属于奢侈性消费的书。有人估计30年代全国农家耕种土地30亩以下的共有70％，连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容易，自然无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注：古梅：《发展乡村教育的问题》，邰爽秋：《乡村教育理论与实际》，教育编译馆，民国24年2月。）。乡村精英脱离草根向城市集中，造成了乡村社会人才“真空”。这样，农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中国文化“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注：章太炎：《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章太炎年谱厂编》，下册，823。）。这不但使破败的农村雪上加霜，而且进一步加速了城乡渐成分离之势（注：罗志田：《清季科举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5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