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

作 者:
毕苑 

作者简介:
毕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修身教科书在民国以后向公民教科书的转换,是展现中国国民教育近代化历程的生动模本。修身教科书在内容上包含了以孝为首的纲常伦理观念、个人修养教育和国家社会观念的灌输,开启了近代国民教育的第一步。到20世纪20年代末“公民”教育代之而起。由于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教育更多地表现出了政党色彩和历史局限性。即使如此,它对国民教育和政治教育的近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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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结果。它从诞生之时起,就烙上了大变迁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印痕。整个近代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是精英与民众共同关注的最宏大的时代话题。教科书密切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多层面多角度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因而可以说,近代教科书也是体现“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历史文本。在这个话语下,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凸显,从而深刻体现了中国从晚清开始蝉蜕传统、融入新时代的特征。而晚清时期的修身教科书向民国以后公民教科书的转换,正是展现这一历程的生动模本。

      一、从修身教科书看晚清的国民教育

      修身教科书是晚清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传统社会,“我国之教初学,向用《大学》、《中庸》等书”,[1]除了几种童蒙读物外,还有诸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传统时代的小学教育,“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2],其中反映出的传统道德教育之核心,正可以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简单概括。晚清社会变迁,新观念、新思想的冲击,必然使传统道德教育面临着挑战,迫使它注入新内容,展示新面孔,显现出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色彩。

      晚清时期,读经与修身是官方规定的承担道德教育重任的两种科目,“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3],这是它们的区别。在国人自编的修身教科书出现之前,修身教科书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经书为本,讲授人伦道理。对修身教科书的选用,清政府是有相关规定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时,对修身伦理课本的编纂,“拟分编修身为一书,伦理为一书,均略取朱子小学体例分类编纂。”[4]同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学堂要求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要领;小学堂应取《曲礼》、朱子《小学》浅显易懂者教授。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要摘讲朱子《小学》;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中学堂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严格讲,这些教本都只是将传统内容放进新科目下,新瓶旧酒,不能算是近代教科书。但此时在中国的一些学堂中,已经开始使用新式的修身教科书。因为1903年京师大学堂颁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有教育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修身教科书》;[日]元良勇次郎著、广智书局本《中等教育伦理学》;还有[日]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译、江楚编译局本《伦理教科书》等。这些修身教科书显然不再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教本,这说明至迟在20世纪初,中国已有学堂开始采用近代意义上的修身教科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译自日本和欧美的修身、伦理等教科书对中国近代性质修身教科书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但它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根基并不牢固。中国人更多的是学习外来事物、改造传统教本。因此,近代中国的修身教科书就更多地表现出与传统教育的关联与承续,而不是断裂或移植。

      晚清以后,修身与读经,开始承担不同的教育任务。严复就曾建议过,将嘉言懿行另列修身课本中,与读经分为两事。修身科比之经书较为简单易懂,易被儿童吸收,所以渐渐承担起了道德引导的历史重任。有关读经的教本在道德教育方面开始向修身教育体例靠拢:“我国道德之书,莫备于经。特陈义过高,幼年骤难领解。本书采取群经中合于日常须知之道德,分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讲经义各按德目依类列入;另撰教授法,纯用通行官话。教员按书讲授,兴趣横生。”[5]其中这“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就是晚清修身教科书中最通行的内容体例。

      修身科,“所以示道德之方法者也”[6](P1)它担负着“启德育之径,敦蒙养之基”[7]的任务。晚清的修身教科书,将道德教育和国家观念的教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小学教育之修身科,所以达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目的者也。欲国家文化之进步,不可不谋国民程度之进步;欲国民程度之进步,不可不养成国民之道德心;欲养成国民之道德心,不可不令国民修身。”[8]晚清修身教科书表现出了传统时代不可能容纳的国民教育内涵。其内容特点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1.以孝为首的纲常伦理观念。晚清修身教科书仍然传输着传统社会的孝道观念和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在一种《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第一章开篇课文就是:

      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是以有五伦之教,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6](P1~2)

      该教科书每叶的书眉上都标有该章的若干主题,第一章从道德说起,接着讲了修己之道、五伦之教、十义之教,之后论行之于社会和行之于国家。晚清修身教科书中有所增进的是,联系西方的道德教育,将其与传统相比较。比如另一部修身教科书,其总纲中写道:

      道德之要,我国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西洋以智虑、正义、勇气、节制为四纲,今准之以智、仁、勇者,因教育之事,智育德育体育,遵道而行,最为简明切实,而与五常四纲,亦互相包括。[9](P2)

      小学修身教科书亦首重孝行。比如《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课为“孝行”,讲述古代黄润玉少时孝敬长辈,长大终成大儒的故事,并辅以插图。[10]以孝为核心,自然重视家族观念。多数修身教科书中会专列一章,论述宗族、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姊妹等专题。这些课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补充。

      晚清修身教科书中颇有特色之处还有对“仆役”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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