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社会教育向来被看作是“国之大事”而备受重视。作为中央政府社会教育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地方社会教育中负有主要职责，是推行地方社会教育的主导力量。社会教育的实效如何，除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外，更主要地取决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如郡守、知县能否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社会教育决策。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及王守仁等几位主要的理学教育家，都曾经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于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长官如何推行地方社会教育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有诸多可贵的经验，现撮其要，分述如下。 一、承流宣化，化导民众：地方政府应承担地方社会教育的主要职责 以地方政府之力推行地方教育，历来是理学教育家的一贯主张，也是地方行政长官应切实担当起推行地方社会教育的责任。如陆九渊称：“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承流宣化，其职任一也。”[1]朱熹也在其知南康军到任之初发布通告：“到任之初，伏自惟念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宽恤民力，非徒责以簿书期会而已。”[2]中国传统的政教体制在原则上坚持着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人才即预备官吏的培养中体现着《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要求，将官吏个人德性的修养与其浓厚道德化倾向的行政能力两者结合在一起，将推行以道德教化为主的社会教育视为官吏的基本职责，在这一点上，朱熹将“亲民”释为“新民”，很具代表性。他说：“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3]王守仁虽对朱熹“亲民”的解释不太满意，但也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4]。 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几位主要的理学教育家十分注重推行社会教育，利用各种形式（如在民众集会时宣讲、采取张榜公告、崇褒地方忠厚、节烈之士等）改革地方民俗民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程颢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担任晋城（今山西省晋城市）县令时，当地民俗朴陋，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后“先生为政，条教精密，而主之以诚心。晋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间，编户数万众，罪人极典者才一人，然乡闾犹以不遵教令为深耻”[5]；朱熹出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行政长官期间，十分注重在当地推行社会教育，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在临漳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哗然毁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定，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盗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6]。理学教育家在其职任内大力推行地方社会教育，对于地方民风的改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以德治吏、乐观积极：地方政府推行社会教育应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 在理学教育家看来，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长官要真正承担起“承流宣化”的社会教育职责，自身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地方政府自身的道德化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对于推行地方社会教育应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从地方政府自身的道德化建设来看，首先，地方行政长官作为地方事务的全权负责者，自身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地方社会教育的实施效果，他们应该是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仁民爱物的官吏，与那些形形色色的冷漠机械的俗吏、狡黠钻营的猾吏、谄言事上的小吏、苛政扰民的酷吏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如此，理学教育家对于如何“选贤任能”这一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王守仁称其为“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7]，说明选拔担负一方行政教化之责的郡守、县令尤为重要。其次，除了选拔贤能之士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外，对于地方政府内部各级官吏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理学教育家尤其是陆九渊、朱熹及王守仁等人可称得上是其中的典范。如陆九渊在知荆门军时，时常对下属官吏进行教育，一改以前官吏怠惰的习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近来吏卒多贫，而有穷快活之说”[8]。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道德化的政府便不会有真正的社会教育，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自身的道德化建设是推行社会教育的前提条件。 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长官推行地方社会教育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其对推行地方社会教育的乐观、积极的态度，没有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就不会有创造性。理学教育家对社会教育的乐观态度是儒家积极向上的文化品性所决定的，又受到理学普适化、平等化倾向的哲学思想的有力支撑，同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11世纪开始，以理学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发现了一种绝对平安而且体面、快乐的生存方式：他们既无需以绝望的心情看待现实，也不必迂回地反抗现实，而是对‘人’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对民间社会的凡人实施道德教化”[9]。对社会教育的乐观态度首先来自于对社会教育作用的充分肯定。理学教育家对社会教育的作用是肯定的，认为每个人从本性上来说，都可以弃恶向善，某些地方政府官吏所认为的民不可教、俗不可化的观念是不可思议的。如陆九渊讲：“今为吏而相与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呜呼！弗思甚矣。况非夷狄，未尝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谓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将谁欺？”[10]王守仁甚至认为一些平常人们所谓的边远之地、蛮夷之民，民风反而质朴，教化也易施行，他在《何陋轩记》中称：“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