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身份赋予，即教育对人具有赋予身份的功能。通过接受教育，个人完成一段学习的经历，得到一张文凭，在社会学意义上其实就是获得了一种教育身份，这种教育身份，就象民族身份、法律身份、性别身份以及文化身份等一样，同属人的社会身份的一部分。 教育具有赋予个人身份的功能，这是一种事实，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并成为教育发展内驱力之一的事实，一种在今天呈现出新的特点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理论界似乎很少甚至完全漠视教育身份功能的存在，更谈不上去研究和探讨它，好像一旦触及这个问题，便会背上助长“文凭热”的坏名声，更在骨子里隐藏着某种担忧和焦虑的想象：承认教育的身份赋予功能就等于贬低了教育的其它功能，就等于放弃了教育自古以来负载着的神圣使命，就等于把教育降格为一个发放文凭的证书机构。所以，人们干脆视而不见，仍然一味沉浸在各种听起来比较正当比较光彩的教育功能的论证上，譬如个体培养功能、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功能等。 其实，对于教育理论研究来说，面对着一种极为平常的事实而保持沉默和消极适应，这确实是相当尴尬的。在“文凭热”已热得烫手的中国，在各式各样的相关评论铺天盖地的情势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研究，为什么不能有积极主动的作为呢？为什么不去发挥理论的力量而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呢？为什么不能发挥教育的身份功能（文凭授予）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应对其消极的一面呢？本文尝试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围绕“教育身份”这一核心概念，揭示教育身份赋予功能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并探讨教育在当代“学历社会”中的正确的角色定位。 一、身份授予：教育功能的新诠释 以往的教育学、社会学理论对教育功能的关注并不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教育理论界有关教育功能研究的领域一直都不寂寞，甚至还时不时掀起阵阵热闹，但所有的讨论不外乎集中于两点，一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如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间或也论及成层功能、社会选拔功能；一是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如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个性等。几乎未见有人把教育功能与身份联系起来。至于国外的理论，教育界的探讨也不多。有关论述主要出自社会学界。美国的社会学教科书提及教育（学校教育）的功能时，大体上包含这几项：社会化、文化传播、社会控制（社会一体化）、筛选和分配、个人发展、社会革新和变迁等。其中“筛选和分配”相当于身份功能，但往往语焉不详（也许是有意回避“认可不平等”之嫌疑）。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曾提及身份集团一词，但亦未直接使用和界说“教育身份”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无论从事实的方面还是理论研究的方面看，明确指出并诠释教育具有授予身份(bestowing status)的功能（简称身份功能），都是十分必要的。身份功能与传统意义上的“成层功能”有重合之处，但审视的角度不一样，“成层功能”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而教育的身份功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个体的寻求。与国内理论界常讲的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也不相同，“个体发展功能说”仅仅提到“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个性”等，并无“身份寻求”的含义。那么，教育身份功能的本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教育具有授予一种可以影响人社会地位的身份的作用，人们追求和提升教育身份，其实质就是追求和提升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说得更彻底一些，教育的身份功能，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一种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人们因不同的教育身份而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因教育身份的改变而产生社会流动。正是这种功能或这种因素，成为人们渴望接受更多教育获得更高学历的强大动力，促使个人不断地追求向上流动，力争达至更高的社会阶层，占据更为有利的社会地位。 可能有人会说，教育的身份功能古已有之，无须多提。然而，20世纪以来，教育的身份功能的内涵早巳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非过去所能比。如果把教育的身份功能分为实用性与象征性两大块，（注：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身份”一词，包括实际的社会地位和象征性荣誉，而非狭义的“荣誉象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身份这两种功用的历史变化。就西方的情况而言，由于贵族等级制已安排好了人的社会地位，古代社会的教育身份几乎完全是一种派生的锦上添花式的象征或单纯的荣誉，而很少独立的功利价值，但到了近现代，教育身份却获得了巨大的实用价值和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决定社会阶层的功能，譬如在美国，由于不存在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它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1](p.202)“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冲进大学去读书”，“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1](pp.209-210)而在科举制教育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学历和身份对人一生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大得多，在古代就已经具有极其突出的功利性，即“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的阶梯和敲门砖，仕途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紧密相连，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社会。如今科举制消亡了，教育的身份功能不再仅仅限于仕途，而是表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或“成龙成风”“出人头地”或“发家致富”之类，都是希冀在社会上获得一个更高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