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47-662X(2005)05-0129-06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内的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这里面当然包含有商品流通、商品市场及其意识观念的内容在内。本文将商品博览会置入晚清早期现代化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关于商品博览会，相对来说，史学界的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章开沅对南洋劝业会有所评述（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马敏和王笛亦分别探讨了南洋劝业会的影响及意义（注：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第1期，1988年，收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笛：《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淮学刊》1989年第3期。近年来马敏教授对晚清商品赛会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对科技、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影响和意义，详见：《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90年代，朱英在其论著中，专节论述了晚清劝业会举办的原因和作用（注：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传瑞则撰文叙述了南洋劝业会的盛况（注：《清末南洋劝业会的产生及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日本学者小岛淑男对华侨参加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曾进行初步探讨（注：［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章开沅、朱英：《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日本学者野泽丰对清末南洋劝业会也有较深研究（注：［日］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的实业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4号。）。他们都认为，晚清商品赛会对促使工商业者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近几年笔者通过发掘新材料，从不同角度对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和华侨参与的1910年南洋劝业会，分别进行了初步研究（注：见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论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如何将商品博览会纳入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范围之中进行考察，分析商品博览会与早期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似缺乏专题探讨与系统研究，有须深入之处。因此，本文将商品博览会作为现代化内容之一，将这一新型工商业活动嵌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行轨道中，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探讨政府与商品赛会、工商业者与商品赛会、商品赛会与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从中可以看出，清末的商品赛会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行为的演进之间基本上处于良性互动的关系。 一、中国创办商品博览会的社会必然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据统计，1894年以前，中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约200家，资本总额3519.1万元（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而在1894-1913年间，新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594家，资本额120288万元，分别是前者的2.7倍和3.4倍（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57页。）。近代工业的发展为商品赛会的举办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新式工业品；这一时期兴起的修筑铁路热潮为商品赛会的展开进行了及时铺垫。1896-1911年间，全国共筑成铁路9002.1公里，平均每年562.3公里。国内重要干线，如京汉、津铺、沪宁、京张等相继通车，铁路运输网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为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汇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此时商业也有了相当发展，以外贸为例，1890-1894年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值仅为25940万海关两，而1905-1909年5年间就达到73860万海关两，增长了两倍多（注：刘克祥：《清代全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近代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为进一步提高本国工业水平，增强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力，要求打破地域界限，加强各地间商品流通，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而这些又为近代商品赛会的举办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商品赛会之所以在湖北首创，与其所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优势紧密相关。湖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虽然具备现代经济开发的潜在条件，但只是在张之洞督鄂之后，这一潜在的条件才比较充分地外现。1889年底张之洞由两广调督湖广，即开始推行大规模地早期现代化建设。张之洞在工业、交通、农业、金融、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其在商业领域的业绩亦颇为突出。前者为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中交通的现代化为商品运销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工具，工业、农业的发展为商品赛会准备了丰富的展品，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营销对象与市场。这些是促成湖北地区商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武汉居长江沿岸的枢要之地，汉口、汉阳、武昌三者鼎足，“商况之殷盛，亦冠于沿岸之诸港”。海禁未开以前，汉口即为国内四大名镇之一，1861年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业更加繁盛。“汉口为九省通衢，九省之物产，咸集于汉口，来自外洋之货物，亦由汉口而散诸各地”（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0页。）。“光绪20年（1894年）以前，每年贸易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自光绪20年以至光绪31年，十年之间，每年贸易额竟达一万万两以上”（注：皮明庥、冯天瑜等编：《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印行，第246页。）。其贸易之年额总数，“除上海外，长江沿岸之诸港，无有出汉口之上者”（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86页。）。汉口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原料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民族资本商业得以发展，许多专业性市场和商业行业已经形成。汉口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优势，以及传统的商业优势，无疑是汉口商业地位得以确立的两大因素。正是这两种优势与清末社会不可遏止的商业需要相结合，为张之洞在湖北推行商品赛会提供了舞台，而商品赛会的举办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结合。正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时，湖北地区在使用现代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方面比其他地区行动快，领域广，规模大，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一跃而成为中国腹地的最大城市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