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进现代化，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复兴的世纪。在复杂多变、天翻地覆的百年进程中，从晚清政府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中央政府和西北地方政府、各种研究团体和各界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开发实践。在20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刻，国家又奏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嘹亮乐章。 本文论及的西北开发思想具体指有关西北开发的代表性理论、政府的开发决策思想。西北地区闪现近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始于19世纪晚期左宗棠经营西北，到了20世纪，西北先后掀起了五次开发热潮：清末“新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五”计划时期、“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同时较为典型的西北开发思想还有孙中山的西北开发思想。本文的研究就围绕着以上六个方面展开。 力图阐明各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内核，揭示前后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必然联系，比较各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异同，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志在为边远地区开发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综合比较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以下综合比较，主要是看后者比前者提出了哪些新的思想，后者的思想是否比前者更卓越，是否更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西北区情等方面。 19世纪中期以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等纷纷阐发西北开发构想，但真正集构想和实践于一身的为左宗棠。因为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用兵西北，进而规复新疆，历时14年，对西北各方面了解更为全面和深刻，有时间也有权威推行他的西北开发思想。左宗棠和林则徐都主张在西北地区兴屯垦荒，发展农业，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巩固西北边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左宗棠还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机器和技术，开发西北资源，这样的思想已超出了林则徐。自此，西北开发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注：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遭遇了“庚子之变”的最高统治者感受到切肤之痛，处于穷途末路、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被迫开始推行“新政”以图自救。从历时更长范围更广的角度来说，“新政”时期经济政策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以来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扩展。西北地方官员也对开发西北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主张派遣留学生、培养技术人才，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利用西北地方资源，以民用工业为主，把工矿业作为开发重点。同时主张进行交通、电讯等近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商品经济。所以，20世纪初的西北开发思想与19世纪晚期左宗棠等人的开发思想相比又前进了一步。但鉴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以及考察区域和考察对象的片面性，以及他们本身思想认识的局限，20世纪初的西北开发缺乏整体规划目标，西北开发“各自为政”，更谈不到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进行合理的地区生产力布局。加之开发后续资金严重不足，封建官僚意识左右生产经营，无法解决先进的生产设备同封建式管理之间的矛盾，故而许多工厂和企业开办时间不长都相继倒闭，西北开发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低。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左宗棠、彭英甲等人关于西北开发的思想。在深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把开发西北的构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开发理念上，不再局限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范畴，而是以资本主义理念，进行通盘筹划。提出中国实业的开发，应由个人企业与国家经营两方面同时进行，个人所经营的实业，国家奖励，法律保护；个人不能从事的实业，由国家出面经营。这一点已超出近代以来西北工矿企业绝大多数由官方提倡开办的现实。在开发的着眼点上，不是侧重于军事，而是着眼于经济，目的在于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增强国力，抵御外来侵略；在开发模式上，不再是古代的驻军屯田，而以修建铁路发展交通为先导，开办近代机器大工业，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为支柱，使西北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发展。孙中山勾画的开发西北的蓝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由于19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力薄弱，列强压迫，缺乏实现这一宏大计划的阶级基础和现实的物质条件，也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的政治前提。 1930～19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决策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一是在政府和民间人士大规模考察、调查、演讲基础上形成舆论共识；二是专门机构和委员提案，国民党会议上通过，形成决议案；三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推进开发事业。同时也有弊端。南京国民政府从国防和军事需要出发开发西北，多进行的是服务于战争的应急建设，对西北开发缺乏长远考虑。从开发方式讲，是单纯的“注入式”，没有综合布局，忽视西北各地区间经济联系，结果不能根本改变西北经济落后的状况。从开发产业和项目上来说，为了抗战需要，开发重点往往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项目。从区域分布来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将陕西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呼声甚高，国民政府对陕西省建设极为重视，开发成绩也最大。其次是甘肃省，新疆、青海、宁夏开发力度都很小。从1930～1940年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环境来看，西北军阀的决策思想与中央相左。当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行为与西北地方军阀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导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实不到实处，资金流失严重的情况发生。 1950年代初，改变不平衡的工业布局成为国家领导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国产业布局的思想来自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均衡布局论”。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时曾说过，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列宁也说过，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均衡布局理论又与我国传统的平均思想相关，极易为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成为指导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理论。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我国宏观区域政策基本奉行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均衡发展战略，即以内地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间的差距，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基本目标，追求地方经济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1950年代西北开发决策思想的特点是：初步建立以铁路、公路为重点的交通运输网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西北能源、原材料工业及其配套产业的发育。“三线”建设在指导思想上是想赶在战争爆发以前把“三线”大后方建设起来，西北开发在企业布点上过分强调战略防御，基本上都是军事化管理，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产品经济，存在着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等诸多问题。规模安排大，建设速度要求过快。同时这次西北开发仍然依靠计划体制下的转移投资方式，没有解决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但“三线”建设总体上对西北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促进，建成的大量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成为维系西北经济运行的重要依托，成为当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