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5124（2004）06-0001-05 湖北武汉是近代宁波帮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借助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活跃在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在取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为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人，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五十万两之贸易者不下六七十家，如此计之，则合计贸易额当不下三千万两或三千五百万两矣。但所谓上海帮者，与其称为上海帮，不如称为由上海来之商人较为妥当。”[1]其中以浙宁商人居多数。宁波商人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2]由于汉口的宁波商人众多，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宁波买办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作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3] 在沙市，宁波帮最大的生意是银楼号。“老宝成”、“老禾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号都是浙宁帮所开。太古、怡和、安利英、日清等洋行在沙买办亦皆为浙江人。由宁波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浙宁帮还在沙市兼营其他业务，如老天宝银楼兼营复和医院，慎大煤油号兼做“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杂粮等业务。浙宁帮在沙市开办的酒楼也有名气，如“珍海”、“鸿运”、“好公道”、“荆江春”大酒楼等。较为有名的美达利百货店，主要是从上海或汉口进货，从事批发业务。三北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设立后，浙商的影响遂不断扩大。三北宜昌分公司经理任子卿与屠惠僧、张和泰等浙宁帮商人，长年担任驻宜客商救火组织（水龙段）负责人，在宜昌商界颇有口碑。任子卿曾出任宜昌商会执行委员和理事长。 大宗批发贸易是早期武汉商业的生命线。镇海著名的方氏家族，即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花布的批发行及同康钱庄，成为其上海、杭州商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晋生则与杭州人陈中吉合伙，从事宜昌至镇江之间的帆船贸易，往返运输木材和煤油。英美烟公司在湖北最早的代理批发商亦皆为浙江人。其中在武昌创办德馨烟公司的顾许清，经营英美烟各牌香烟16年，被认为是武昌方面经理之第一人。汉口三江烟公司经理陆潮荣，则从37岁起，担任该公司经理长达17年之久，“堪称英美烟公司汉口经理中之翘楚也”。 “一战”期间，宁波商人在湖北开办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海味等商号业务大兴，普遍获利。“屈计汉市获利者，仍首推钱业，尤以浙帮各庄为最，江西帮次之，本帮以及徽州、镇江等帮又次之。”[4]大战结束后，与徽帮衰落相比，浙宁帮势力渐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汉口市场海味糖盐业务庞大，行销甚广，浙宁帮素为该业之大帮。自1871年宁波商人董章顺在汉口合资开设同春海味号后，又有丰裕顺、立昌生、同丰、镇昌、裕源祥等30余家陆续开设，创办人以镇海人为多。1910年在永升平河街成立“浙宁海味同业公会”。各店最初专营海味，后多兼营糖业。1927年前后，进口糖一度占领武汉市场，浙宁帮鸿昌等家糖行借助与上海浙帮的同乡关系，大量批发，获利甚丰。汉口鸿彰永绸缎店系宁波鸿彰绸缎庄经理马冠群于1903年创办，每年获纯利率均在30％左右。 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地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准备好了的信用贷款来源。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5]“一战”期间，上海钱业通过汉口钱庄代放大量资金，浙宁帮钱庄居间运作，营业十分活跃，是为汉口钱业的极盛时期。到1925年，汉口17家浙帮钱庄资本为117.8万两，超过本帮以外各帮钱庄资本之总和。银行业方面，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期在汉口设立分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不仅将武汉作为业务重点区域，同时在汉阳、黄石石灰窑等地开设办事处，在湖北金融界颇有影响。四明银行纸币则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每元纸币折算银元竟高出二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匪患严重，银元不便携带之故。 宁波商人对湖北近代贸易的影响还表现在度量衡等方面。自浙宁秤由宁波商人带入汉口后，最初仅在米、煤、柴薪等交易中使用。后因该秤每担折合英制，与海关秤一担相同，被外国商人所乐用，华洋贸易遂大得其便，因而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主要衡器之一。凡输出输入之货品，均以浙宁秤为准。 商业行会是推动近代湖北市场缓慢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湖北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康熙元年（1662），江浙绸缎商人首先在汉口循礼坊置地建造江浙公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为宗旨，在汉口九如桥兴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改名为宁波会馆。在沙市，浙江商人最初购建的会馆，内有戏台、神像，规模宏大。宁波商人因出资最多，主张用宁波会馆之名。但其它浙商意见不一，遂定名孤庞会馆，取杭州孤山与宁波庞山各一字。宁波商人后又在沙市刘家场另建宁波会馆一处。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公举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为总理、协理，各行业帮会则推举代表担任会董和议董。 1916年，汉口商务总会依法改组为总商会。浙宁帮商人在早期汉口商会历届总、协理及议董、会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见下页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