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444（2004）06-0012-03 近读清人笔记，恍然发觉时下某些商家弄虚造假、诱人上钩，赚昧心钱的惯用骗伎，诸如“大减价”、“托儿”、“水货”等等，原来是古已有之的老谱，早已被前人记录在案，不过是老祖宗的一脉相传，故伎重演罢了。而清代奸商的手段又绝不逊于今人，对他们形形色色的骗术加以扫描透视，无疑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真实地认识古代社会生活。 极尽机谲的招徕骗术 关于清人商业骗术，以晚清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述最详，其篇幅又主要在招徕术上。就手法而言，清人的招徕骗术确乎极尽机谲，令人瞠目，其荦荦大者有如下几端： 一曰“休业迁移术”。 即商店以“本号休业在即，照本贱卖”或“迁移在即，脱货求财”为幌子，将此类字样“大书特书”，贴于门前，招徕顾客。不知者，以为有便宜可买，每每堕其术中。例如，宣统年间，吴越人陈俊生到上海，游逛街市时见此招贴，“以为货价必低”，购物而归，以示其朋友顾莲舟，而顾正好在别处购有同样物品，价钱比陈俊生所购更为低廉，陈俊生不禁为之愕然。顾莲舟告诉他：商店此类揭櫫，多为作伪，藉此以招徕顾客，尤以售舶来品（即进口货）者为多。此术“知人之贪买贱货”而设，屡用不爽，总有人上钩。有时为了显示休业迁移在即状，店家“仅留一小门以出入”，演得十分逼真。 二曰“减价折扣”术。 某商店门口赫然标明：“减价十日，自今日始，照码九折”，颇为诱人。然而，这则“减价宣言”却并非十日为限，而是“自春至冬，自朝至暮，皆如是也”。此术虽不足以欺骗本地土著居民，但过客见之，便会顿生“碰上减价好机会”之感。入其肆观之，则凡陈列之货品，皆以红纸标出原价码及减价折扣后现价码，如原价十元，九折则九元；原价五元，九折则四元五角。其实，“原码本非十元、五元也，已以应折之数加于其上”，而“购者不悟也”。 三曰“馈赠奖券”术。 晚清时节，已有商家利用当时从国外传入的博彩形式——“奖券”，作为促销手段。此术切中人的投机心理，又是“洋为中用”，果然独步一时，颇具轰动效应。但商家岂会做赔本的生意？故“重奖”之中，多有“猫腻”。如“某省某街有一西式门面之大商店”，“开幕数日，往购物者争先恐后，途为之塞。”原来，其“门首悬有重奖旗帜，标明得优等奖券，奖银千元。馀亦皆有奖物”，只要“购值银五角之物，即赠奖券一，券载何物，即以何物奖之。”当然，那诱惑着所有购物者的重奖“银千元”的“优等奖券”，仅只一张。时有顾客某甲，以银五角购药品若干，即拈奖券，打开一看，得香水一瓶。某甲一盘算，药品与香水合计，尚不足五角之值，心中顿生疑窦。这时，有某乙自外入，亦出五角购物，及拈券，作狂喜状，呼曰：“千元优奖，舍我其谁！”当众启视，果然是千元优等奖券，店主二话不说，当场兑现，“即取银如效与之”。某乙得银而去.某甲因疑其有诈，便尾随某乙之后，则见乙出门后绕道至某街，仍由该店后门而入，始悟“获奖者即本店使人为之”，而那优等奖卷“并非从券匦中出者”。所谓“重奖”酬宾，实是一场骗局。 四曰“屏风”导购术。 “屏风”者，即今之“托”也。换句话说，时下出没于市场的各色“托”们，其前辈在清代便甚为活跃，俗称“屏风”。此类人物旧时民间又称为“媒子”。“屏风”本是奸商之同伙，其任务是假充顾客，作购买状，以吊起他人的购买欲。此辈待其同伙“以物品陈于通衢”，“或就而赞赏，或与之谐价”。“就而赞赏”，当然是不好的偏说好，不妙的也说妙；“与之谐价”，似乎真要购买，于是，“行道之人闻之，以为此必物美而价廉者也，争购之，则堕其术中矣”。例如时有金山人陈某在上海福州路受“屏风”蛊感而购买一裘，“不半载而为鞹”。（鞹，去毛的兽皮。）细看之下，原来此“裘”是“以毛黏于纸”而成。由此又足可见“屏风”导购者，多是劣货也！ 五日“广告宣传”术。 清代商人深谙广告之效用，利用广告作伪者层出不穷，其手法亦不断推陈出新。例如，利用传媒做虚假广告，便是当时的一项“创造”，彼时报刊渐次兴盛，提供了广告的最好载体，遂成为各商家广告的荟萃之地。常见报章所登广告，“每以他人赞美之函札胪列其中”，为了表明此函札确系出自消费者之手而决非虚言，“或且以真跡摄影”，“发函人之小像也，由政局之图记也，人名地名，应有尽有。”一看之下，由不得人不信，以为真是一个众口交誉货真价实的“精品店”。谁知却有知情人揭出此类广告炮制的底细，原来是“甲地商店自拟函稿，连同邮票寄往乙地，觅一人书写以付邮。”至于发函人的小像，可“于照相馆中搜买一日久弗取，不知谁何之照相玻璃，以制铜板”，胡乱编造一姓名，“旁列颂扬之语”即可。 利用名人做假广告又是一种手法。一些商店挂有“悬匾以致颂者”，即以他人名义伪造匾语，称颂该店。尤其药店爱用此法，悬匾上书以“上池神水”或“刀圭圣药”之类颂语，而落款姓名“皆负有时望之达官贵人也！”大概那时名人们还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署名权”，或者待价而沽向商家索要高额广告费。奸商们亦算定：“达官贵人深居简出，因亦不见不闻而任其作伪”。“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于是乡愚过客，群以为是真上池神水、刀圭圣药”，无不争相解囊购买。 清代商人还有以“互讼”的方式做广告的。其情状颇有意思，照录如下： 有某氏父子者，苏人，各设肆于天津，相距三里而近，有特别之品，颇为人所欢迎。父之肆先设，不数月而子亦效之，其市招、其物品之名称悉同。又不数月而父子两肆之讼事起，彼此互以冒牌相诋。一时社会传述，报章登载，人皆骇诧之，谓两肆同一，且父子也，今何不合并而乃构讼乎？旋有知之者曰：“其讼之作用，将以扬名也，广告之新法也”。自是而两肆之生涯皆骤盛，讼亦不休。（《清稗类钞》第一一册，第54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