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

作 者:
谢岳 

作者简介:
谢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上海,200030)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以此论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路径。文章提出,政治稳定是衡量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指标,因此政治稳定应当成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目标,在关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点上,文章认为可以考虑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以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应对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问题,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社会积极培养能够积累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并进而带来社会的持久繁荣和稳定。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纬度应该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有两套解决方案,一个是政治解决方案,另一个则是社会解决方案,发展社会资本是社会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解决与“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同等重要,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维持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思路。

      一、政治稳定: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政治学学科角度来看,和谐社会的最直接的内涵应当是政治稳定问题。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变革的范围和程度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利益群体差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此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事件频繁发生,有些事件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导致了地方政治不稳定的局面。根据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当社会处于转型过程时,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这既考验政府的能力,也影响社会转型的成败。社会冲突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现代化要求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冲突的最小化。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会带来社会失序、政治不稳定,其原因是多样的,政治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分层

      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利益多元带来了社会分层问题,李普塞特指出,“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1](P22)关键是如何降低不稳定的程度,将社会规范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正相关系取决于一个重要要素,即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合理性。社会学理论一般将扁平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理想的结构类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实的可能是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强调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李普塞特认为,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从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型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转变。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政治体系,可以缓解冲突。[2](P38)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一方面,它是现存政治体系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极端力量的遏制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阶层结构表现为一个两极社会,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其他阶层的敌视和反抗,这种反社会倾向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民众中间。[3](P19)

      2.价值变迁

      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经济将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民间政治文化。当代中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之上的一种价值形态,这种政治文化的维持必须具备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二是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制度。国家垄断社会资源是进行资源平均分配的前提,而社会成员只有在享有均等的资源分配结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摈弃一己之私。但是,这两个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已经发生变化。国家部分地放弃对资源的配置权使得国家的资源垄断地位开始下降,社会成员和组织能够从政府之外获得资源和财富,社会在资源方面对国家依赖性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它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允许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平等,这样,资源的分配与聚集就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的等量分散的状况,也因此诞生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集体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张力,许多政治不稳定问题根源于政治文化的排他性特征。

      3.低效参与

      社会个体对政治组织的敌视与抗拒很大程度上因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和政治沟通失败而起,而这种敌视与抗拒又具有累积发展的效应。从理论上讲,政治沟通中信息通道的制度化和网络化是开放社会维持政治秩序的关键。如果信息通道缺失或制度化程度低下,利益表达不畅,社会冲突就会发展为恶性累积,最终给政治体系形成政治压力。

      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讲应该说是开放的,一方面消灭了社会等级制,允许普通公民参政,进入政治体系,这是国家努力实现政治世俗化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又忽视了政治沟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政治参与的渠道单一,沟通主体原子化。1949-1978年间,政治沟通事实上只是一种单向沟通,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两个沟通渠道是极不对称的。在由上至下的沟通中,有三个渠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大众传媒;二是官方文件;三是工作组。在这三种沟通系统背后则是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反,在由下而上的沟通中则缺乏这种有效的渠道。[4]这些问题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的导入,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这种多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益多元,利益多元化经常性地产生“需求爆炸”。对于需求的满足,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满足需求的手段。如果非政治手段如同政治手段一样或者比政治手段更有希望,人们就会更加青睐前者;如果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或显而易见的手段,那么寻求政府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途径。[5](P17-18)这样,多元社会的利益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机制来满足,但是当社会自身无法消化需求时,人们就转而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政治不稳定会因参与低效而产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