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后现代性这一主题肇始于美学，而后日渐扩展，以至于成为我们文化、哲学和政治经验的新视域。特别在后一领域中（在此我仅将我的分析限定在这一领域内），后现代性借助于两种日渐趋同的运思方式获得了发展，然而，这两种方式的并置与交织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当下的问题。毫无疑问，两种不同的做法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试图确立界限，也就是说，试图把后现代性的全部历史特点和现象与属于过去并可以归类在现代性名义下的东西完全分割开来。在两种情形之下，现代性的边界以根本不同的方式被划定。第一种宣称要通过挑战某种叙事的基础性地位而弱化现代性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唯理论的谮妄；第二种要挑战的并不是这种叙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挑战某种叙事（利奥塔称之为元叙事）在目前的有效性——这种叙事使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总体（科学是它的本质要素）与全球范围的人类解放规划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接下来，我将思考元叙事的地位并提出以下基本论点：1.在过去几十年里，文化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视为后现代性进入的信号将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尽管如此，它既没有渡过危机，更谈不上元叙事的废弃；2.彻底抛弃元叙事，这一想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它在现代性话语之内再生产了被认为是现代性之特征的“基础逻辑”；3.决定性的变化涉及到话语的新状态以及围绕各种叙事（在其中也包括元叙事）进行的新型语言游戏。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废弃元叙事为标志）之间划界的观念以如此的理论话语为前提：在这种理论话语中某某事物的“终结”是可以思维的，即是说，它是透明的、从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把握的。某某事物的“终结”意味着什么呢？从目的论的意义上，它或许被构想为某某事物达到了它最高的存在形式；从辩证法的意义上，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在永恒轮回的行进中，它也许被想像为形式的周期性变化的一种契机，或者，它被当成是展示其固有的偶然性的彻底湮灭。这就是说，“终结”的观念要求一种话语可以构想或构建两个实体的分离。仅仅宣称某某事物的“终结”只是一个无谓的姿态。 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为了用有效“制造终结”来取代仅仅是被宣称的或被假设的“终结”而不加鉴别地把“终结”这一范畴引进话语，因为这无异于把刚刚抛弃的东西又偷偷地拿了回来。这种偷运可能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在某一事物终结的限度内，根本不同的事物出现了，在此情形下，就不可能避免“新”的范畴和革新性的前卫观念，而这恰恰是后现代性话语意欲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求废弃元叙事（而不考虑其他叙事所发生的东西）就是在追求的目标上达到一种颇为节制的思想收益。同一性逻辑依然完全在场，只不过是从总体性领域完好无损地转移到了多种多样的原子化的叙事领域而已。 如果说存在某一意义上的后现代性，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仅仅意味着诸如“基础”、“全新”、“同一性”、“前卫”这样的范畴的瓦解与消蚀过程。“后现代状况”要质疑的东西，与其说是对各种社会文化认同的抉择及不公平对待，还不如说是建构这些认同的逻辑原则及地位。因此，廓清现代性的局限比单单划定界线更为复杂。后现代性不可能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它包括对现代性主题及其范畴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也需要现代性语言游戏的扩散增殖。 这些游戏中的许多东西——它避免以拒绝或肯定当下状态之完全新颖的方式来构想其赖以发生作用的传统——早已铭刻在本世纪的思想史之中，海德格尔所谓“解构存在论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摆在一个独立的盲目的命题里面。靠着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学舌一番并不就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把这个答案当作飘浮无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结果也不过认识了某种‘立场’，而这种‘立场’也许还同开篇至此的处理方式南辕北辙，更不能说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新’或‘不新’无关宏旨，那始终是事情的外在方向。这个答案的积极的东西倒在于这个答案足够古老，这样才使我们能学着去理解‘古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注：Martin Heideggar，Being and Time，trans.Linda Russe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0.）这排除了简单拒绝的可能性。相反，它尝试着追溯当下状态的谱系学，消解某些范畴——这些范畴是对传统的浅薄而僵化的沉积——表面上的明晰性，并以此种方式把被这些范畴所遮蔽的原初问题摆到眼前，因为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对原初问题的一种成问题的回应方式。亦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注：Ibid，P.22.）上述的论证同样适用于迥然不同的理论话语。譬如，不妨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阶级”这一范畴。晚近一系列的交流聚焦于如下的问题：在发达工业社会，构成历史变化基本力量的是阶级还是各种社会运动？或者说，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吗？然而，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从它们这里引出何种答案，它们都预设了基础性的东西：“阶级”范畴的清楚无误和透明性。套用海德格尔的观念，“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要显示：像“阶级”这样的范畴已经是各种决定的综合，它是对社会变化的推动力这一基本的问题的特定的回应。由于当代的状况以远比马克思更为复杂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问题的原本意义的同时把马克思的回应理解为一种不完全的、有局限性的综合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思想干预，只有当它有可能成功地改组它力图要回答的问题系统时，这种思想干预的意义才能有效地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问题被看成是完全清楚明白的，那么，它们的意义纵使不全部丧失也会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恰恰是各种回应的局限性使问题的意义永远敞开、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