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较大的改变”，但“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1]（P287）在此过程中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 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治权威的转型。随着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传统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联结主要以血缘、宗法以及个人忠诚为纽带，人们相信常规与传统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对长期以来确认的政治权威往往保持忠诚并履行义务。大部分后现代国家都曾长期处于这种传统型的政治权威结构之中。一些国家由于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和危机，还造就了魅力型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强大魅力的领袖通过直接的感情上的号召，激发人们的献身精神和效忠意识，公众则表现出对他的盲目崇拜和自觉服从。魅力型权威结构一般是集权性质的，它有可能使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时期内获得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本质上仍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权威结构。 “随着各个国家经济上不断增长，并进入经济发展的这一中间地带（transition），在这些国家内部就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2]（P5）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地域和身份界限被逐渐打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流动愈加广泛，社会各单位之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形成了众多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和集团。大众的教育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也迅速提高，促进了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导致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要求。传统统治形式无法满足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要求，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日趋扩大。如果社会要求与统治形式之间的差距太大，其中的“一种制度终将毁坏另一种制度”。统治权力为世袭特权集团或领袖个人所垄断的传统政治权威格局日益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越来越难以维持。与此同时，现代化为新的政治权威形式的生成积累着因素。一方面，政治权力只有确保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威性，才能更有效、更充分地动员社会资源，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要求政治系统运作规范化，以保证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限定在不妨害其成长的合理范围内。这些源自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权威的转型，即由传统型、魅力型向法理型转变。“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3]（P32）法理型权威是一种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结构，要求领袖、官员和公民在内的一切人都要忠实于法律并对法律负责，它是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也是权威理性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或迟或早这种权威的转型总要发生。原有的君主政体、独裁统治都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走向瓦解。而且这股浪潮已经“冲击到世界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如缅甸、蒙古、尼泊尔、扎伊尔，甚至阿尔巴尼亚。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到后官僚威权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非洲到新富的、正在工业化的东亚，都踏上通向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政治”[4]（P48～60）。 2.政治结构的功能分化。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随着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将每种功能分派给不同的机构是功能专门化的一个方面，而功能专门化则是现代化的一部分。”[3]（P104）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交易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各主体间的联系和依赖也日益全面化。这种趋势产生了对法律、财政、金融、税收、贸易、信息、能源、生态环境、消费等多方面的专门要求。这就势必要求相应的功能领域从传统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建立执行某种专业职能的部门。“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5]（P24）政治结构的分化使政府职能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治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居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存在。“发达社会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实际权力比传统社会扩散更广……政府的责任和权威大大超过了从前，通过税收与无数其他的控制与服务，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了全体公民的生活”[6]（P56）。 3.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单元中参与政治和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扩大了。”[3]（P34）传统社会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程度也越来越广泛。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实现经济的腾飞。如果现代化从经济上来说是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从政治上来说则是提高了他们的参政能力和兴趣。长期的贫困使人们无心过问政治，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的保守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进取意识，加上贫穷状态的突破，往往促使他们向政治体系提出大量的要求。在变革时期，还会出现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通货膨胀、腐败等问题，这极易引起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激发他们的参政行为。此外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城市居民，受“期望增长”和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对生活享受的标准和要求日益提高，如果得不到有效满足，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挫折感”，进而导致参政的扩大。“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3]（P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