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艰难转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云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的政治权威经历了艰难转型。辛亥革命造成传统型权威的瓦解与权威真空 的形成。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崛起重建了现代化所必需的秩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个 人魅力型权威的负面效应日渐突出。“文革”之后终于开始了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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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权威的理性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它主要表现为传统型权威或个人魅力型(又译卡里斯玛型)权 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威的转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 长的过程。

      一、现代化动员期:传统型权威的瓦解与权威真空的形成

      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转型始于清王朝的新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朝 皇室继40年前逃难热河后再一次逃出京城。严酷的现实终于迫使一直拒绝改革的清政府 痛下决心,实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实行,表明传统型权威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然而, 清王朝的改革决心下得太晚了,历史留给它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很小。民众日趋激进的 变革要求,清廷日益严重的权威危机,最终导致新政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噬,权威和 平转型的路径被切断。命运仿佛注定了权威的转型是一条坎坷路,注定了中国政治要为 之付出动荡和无序、流血和冲突的巨大代价。虽然如此,辛亥革命在推动政治权威转型 方面仍然功不可没,它推翻了皇帝这一传统型权威,为2132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 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 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 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1](P318—319)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 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 远没有人答应”[1](P358)。

      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皇权意识是浸透骨髓的。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使得人人都 极为敬畏。皇帝以天子、龙种自居,以“奉天承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定期举行 祭天大典,与上天进行心灵的对话。御用史臣们不惜造出祥瑞之气流行、麒麟出现等神 话,为皇权披上神秘的外衣。本来是赤裸裸的强权,经过精心包装却变成了上天安排的 权威。权力一旦转化为权威,则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皇帝凌驾于一切之上,支配一切 ,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私产。皇帝的话乃金口玉言,任何人 都必须服从。皇帝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的位 置还是世袭的,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就是想让他的后代永远做皇帝,天下永远成为他一 家之天下。后世的帝王们也莫不效仿始皇,将皇位传给子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虽然历经风云变幻,皇帝的权威始终是“风动云动天不动,江中水流石不动”,表现 出惊人的稳固性。

      事实证明,传统中国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和小农经济是支撑皇权的深厚基础。 一旦这一基础受到外来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冲击,皇帝的权威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动摇。权威的转型便随之提上议事日程。迟钝的清王朝统治者太缺乏历史的远见与革新 的勇气,一再延误权威转型的时机。王朝末日的新政不仅未能挽救皇帝的命运,反而加 速了皇帝的倒台,皇帝的倒台宣告了传统型权威的土崩瓦解。但是,为推翻皇帝而弹冠 相庆的革命党人很快就发现,皇帝倒台之后所形成的权威真空,并非他们的实力所能填 补的。“孙中山们扰乱旧王朝形势的能力绰绰有余,但吸引或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自 己的能力明显不足,其现代化纲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物质、心理断层,因而, 缺乏持续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力量来填补帝制崩溃后所留下来的权威真空。”[2](P269)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将填补权威真空的任务让给了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 袁世凯。袁世凯不仅掌握着清末民初军事力量中的精锐——北洋新军,而且拥有清廷老 臣的丰富阅历,厉行新政的能臣名声,力倡立宪的开明形象,以及遭满人排斥归山的“ 挨整”历史,这一切都为他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晚清重臣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说:“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3](P31)所以当时“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 立宪官僚当中,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而在帝国主义眼里,袁世凯“是 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 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P341)但是从本质上讲,袁世凯仍是一个旧式军人 ,他在内心深处认同的仍是传统型权威。对于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他非但不认同,反 而深恶痛绝,视其为秩序崩坏之祸首。在用枪杆子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之后,他终于 建立起了自己的强权统治。“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 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4](P246)为了给自己的强权统治披上合法化 外衣,袁世凯试图通过恢复帝制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一着失误,全盘皆输,袁世凯 低估了革命党人政治动员的威力。他没有认识到,民主共和的实力虽弱,宣传力量却强 ,国内民众接受帝制的心理基础已被其彻底摧垮。凡事破坏易,建设难。传统型权威一 旦瓦解,再要重建已是不可能。人们可以接受袁世凯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却不能 容忍他随意改换民国的招牌。民心不可违,袁世凯一旦选择了帝制,便从权力的巅峰上 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独夫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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