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开精神的基本内涵 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南开精神的阐述者，他将南开精神高度概括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大字，并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1](29、133) 二、南开精神的哲学基础 南开精神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张伯苓先生倡导阐述南开精神，是和他的哲学观点密不可分的。张伯苓先生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述，但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显示了他的基本哲学观点：“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1](251)这是张伯苓先生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最简单明了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二是物质和精神是否具有同一性？即精神能否认识和把握物质？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种哲学观点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种哲学观点是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张伯苓先生关于“有精神方有物质”的论断，显然是肯定了精神在先在前、物质在后，精神产生物质，物质是由精神产生这样一种关系，认为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张伯苓先生的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由于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因而，精神和物质是具有同一性的。这样，“有精神方有物质”的论断就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的回答。其必然结论就是“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欲”是人的愿望、目的和追求，其目标、对象是“物质”，而这种“物质”不是现实存在的，是由精神产生的，是以“造”这一行为为中介而产生的，因此“物质”的获得必须诉诸于“精神”，必须发挥精神的作用。人应当积极地发挥自己精神的能动作用，以改造物质，以改造世界。这样就强调和突出了精神的能动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精神方有物质”是张伯苓先生对世界的总看法，是张伯苓先生的世界观。“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是张伯苓先生由他的世界观必然引申出来的方法论，是他处理自己和周围世界关系问题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总的方法。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切活动所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只要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存在，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所以它具有永恒的意义。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2](13～14) 张伯苓先生基于自己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这一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并指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他说：“中国近来之巨患不在有形之物质问题，乃在无形之精神问题。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必抵于亡。”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命运耳！”[3](34) 张伯苓先生基于对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的高度重视，特别重视“干”。“干”就能取得成功。一方面，他“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1](21)。另一方面，他自己本身也特别重视“干”。他多次说：“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1](21)重视“干”，用张伯苓先生的话说，“这正是我们南开的精神。不过还要弄清楚应当怎样干？”[1](65)“伯苓校长还常常口头上说两个字，是英文‘do it’，意思就是‘干’，凡事只要干，认真干，没有不成功的。”[1](131) 由于重视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所以，即使面对困难，也要保持一种蓬勃的朝气。张伯苓先生常说：“咱们南开真是‘难开’，不管钱怎么困难，咱学校的房子一定要修好，该上油的地方一定油饰好，永远看着有朝气。青年人不能萎靡不振。”[1](64)“物质是精神造的”，“只要精神专注，样样事都可以成功”[3](223)。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说张伯苓先生是唯心主义者，是就他的基本哲学观点而言的，是就他对世界的总看法而言的。“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作为张伯苓先生的基本哲学观点，其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着重点在于强调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在于发挥人的主体性，使人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能动性。 结合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有关教育论述来看，张伯苓先生所直接追求的“物质”是系列化的成功的南开学校，而其追求的间接的最终的“物质”是富强的中国。正是基于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张伯苓先生特别注重精神的作用，特别强调“干”，特别倡导和阐述南开精神。举办系列化的成功的南开学校，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需要一种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需要公能精神；建设富强的中国也要有前述精神，南开学校培养的学生首先需要有前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