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4)01-0083-05 在我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与学生的关系，提出了许多观点。曾经在一个时期，“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教师”的观点，对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给教师带来了危机感。后来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为“只有让教育适合学生，才能让学生适合教育”。因此，在教育与学生的关系上，教育适应学生，似乎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成为教育实践中追求的目标。但是，教育适应学生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怎样适应学生等问题，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一、教育与学生关系的历史考察 教育与学生的关系，实际上是教育、社会、个人三者关系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映。自学校教育产生以后，教育、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就始终缠绕在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侧重点，因而，反映出教育与学生之间的不同关系。 （一）教育即教化，学生服从教育。 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相脱离。这种教育主要表现为人文教育与宗教教育，突显教育的政治伦理功能，强调对受教育者的教化作用。所谓教化，就是以社会的伦理规范为依据，对受教育者施以影响，使受教育者将社会的伦理规范内化，使自己自觉地按伦理规范的要求行动。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也就被称为善的行为，具有这种善的行为的人，就是君子。对于个人而言，伦理规范首先是外在于人的，人们只能接受与服从。一个人如果不服从已有的伦理规范，他就不能融入社会。所以，对于“教育”，《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上所施，下所效”的内容主要就是当时的伦理规范，“作善”就是做出符合伦理规范要求的行为。因此，《中庸》明确指出：“修道之谓教。”总之，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服从伦理规范，教育也就是教化。 以教化为表征的古代教育，在教育、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上，实际上是突显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社会需要取代了个人需要，或者说，个人以社会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教育一方面代表着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着社会需要。教育对社会需要的满足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的规训。教师对学生“打手掌”式的体罚，是这种规训的典型表现。因而，在教育面前，学生是被动的，学生只能服从教育。 （二）教育是生活的准备，学生适应教育。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广泛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物质生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人们作出某种选择就成为必要的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斯宾塞提出：“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最重要问题。……如何经营完美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大事，亦就是教育所应教导的一件大事。”[1](p419)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了完满地生活，个人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个人的选择代替了古代个人的绝对服从，个人从被动转为适当地拥有主动。其二，教育是完满生活的准备，即教育是实现个人选择的手段。为了有效地实现教育为完满生活作准备，斯宾塞进一步把人类的所有活动，依重要次序，分为五大类：“1.于维持自己生存上有直接关系的活动；2.为获得生活上的必需，于维持自己生存上有间接关系的活动；3.关于抚育教养后嗣为目的的活动；4.关于维持正常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活动；5.当闲暇时，为满足爱好和情感的一切活动。”[1](p4l9)教育就是要为人们从事这些活动作好准备。 按照五种活动组织的教育就是能够实现完满生活的教育。因此，学生为了过上完满的生活，就必须要选择并适应这种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既满足社会生产需要，又体现出斯宾塞为完满生活作准备思想的制度化教育产生了。在制度化教育中，各级各类教育既与相应的生产活动相对应，也与相应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一个人要想过上斯宾塞式的完满生活，就必须进入并适应这种早已经规定好了的教育。因此，学生与教育的关系，就变为学生对教育的选择与适应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既反映了学生的主动性，又反映了学生的受制约性。归根到底是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保持一定张力的体现。 （三）教育即生活，教育服从学生。 原本既能满足社会生产需要，又能为完满生活作准备的制度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教育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为完满生活作准备。因此，杜威提出：“由于民主和现代工业的出现，我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言二十年后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因此也不能准备儿童去适合某种定型的状况。”因而进一步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2](p3)并认为，以往的教育是与实现生活相脱离的。这种脱离，带来了许多问题，学生在学校不能完全、自由地运用他在校外所得的经验，同时，也不能把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应用于日常生活。 教育即生活，教育必须要服从学生。杜威认为：“教育过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这两者，心理学方面是基础。”“教育必须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能量、兴趣和习惯开始。它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参照这些考虑加以掌握。”“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2](p31～32)教育即生活，教育服从学生，这在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关系中，突出了学生个人的需要。教育服从学生，实际上是对学生发展需要的服从。当然，在杜威那里，学生的个人需要并不是脱离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而恰恰是蕴含了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 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教育与学生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教育实践。但是，自制度化教育出现以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在教育与学生的关系上，主要仍是学生适应制度化的教育，学生在制度化的教育面前，保持着被动性。当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调整，因而，教育适应学生问题才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