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X(2003)04-0030-07 一、坚持教育救国的主张 1910年至1917年，胡适留学美国。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美国的强大、繁荣与美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育的不断进步配合着美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美国教育制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逐渐形成了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教育救国思想。他说：“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1]1912年，他在《非留学篇》中第一次阐明了这一根本见解，他说：“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2]。“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2]。胡适坚定地认为教育是“百年树人之计”，要救国“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3]。他暗暗告诫自己：“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4]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曾致信好友许怡荪道：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5] 可见胡适早在留学时，就已经坚定了“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教育救国的志向。在随后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虽然荆棘丛生，但他始终不渝地恪守着自己的誓言，为民族的振兴做着一点一滴的努力，守候着中国的教育取得一尺一寸的进步。 七年的留学经历，使胡适深刻地领悟到高等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积极的互动作用，因此，相对于中小学的普及和义务教育，胡适更重视能够创造、积累文化，能够培养高深学者和国家领袖人才的大学教育。他曾对北大的同人们说：“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1]。他进而指出：“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十六七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3]，“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那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3]。两相比较，胡适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很不满意：“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6]他忧心仲忡地问到：“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3]胡适的焦虑和痛苦不是没有原由的。他认为：“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3]可中国的教育却还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和能力，如果我们再不觉醒，再不加快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步伐，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所以，胡适一心要为中国建成一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使我们的民族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落后的阴影，赶上现代文明的前进步伐。 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深层批判 教育救国思想的确立，同时也伴随着胡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深刻反思。胡适将中国的启蒙教育称为是“十分野蛮的教育”，是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7]。接着，他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野蛮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7]。正是由于曾亲身经历过这种不科学的学习方式，胡适对此种教育深恶痛绝。 在回答人为什么要受教育、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时，胡适谈了三点理由：1、书是人类智识的遗产，我们有责任将其继续发扬光大，并且传给后人，这就是社会的进化与进步。2、为读书而读书。也就是说，读书可以扩充知识，而知识越扩充，读书的能力也就越大，书也就越读越多。这里讲的是读书可以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3、读书多的人知识丰富，有比常人更强的思考能力，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困难、应付环境。然后胡适叹息道：“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8]。由此不难想见胡适对传统教育中知识内容的怀疑，对老祖宗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的失望。 批评了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弊病，胡适又将笔锋指向了高等教育。他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然而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4]。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胡适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从古至今、从硬件到软件的一次全面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