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货币经济是我们考察古代国家（或政权）综合实力的一个基本手段，是考量古代国家（或政权）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形象座标。多年以来，我们在高句丽史的研究中，对其货币经济的研究却给予了诸多冷落，因为在史料和考古发现中没有得到高句丽有自己铸币的实物材料，对考古中出土的中原铸币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而拿出足够的理论依据认定其参加了高句丽的货币流通，故而学者们进一步认为，“高句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几乎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自然经济占据着完全的经济地位。（注：徐德源：《高句丽社会性质问题的综合述评》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11月。）”随着高句丽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我们认为上述认识值得修正。首先，从史料记载和考古调查的情况来看，高句丽至迟在它历史的中期其统治区域就包括了今日之朝鲜的北部，战国时燕国的统治区域和中原的辽东地区，以及扶余、肃慎之地。特别是战国时燕国和中原辽东地区丰富的特产和发育良好的商品经济为高句丽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大量的铁制农具和做工精良的金、银、鎏金制品以及高句丽墓壁画中所反映的建筑、农业生产、征战、围猎、歌舞、缎造、贵族生活等繁荣的社会生活场景，都充分而形象地说明了高句丽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及文化精神生活发达，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生产和消费活跃，综合国力强盛。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句丽至迟在它历史的中期货币经济就已经替代了自然经济而趋于成熟并占据了社会交换关系的统治地位。认为高句丽在长达705年的历史发展中自然经济始终支配着它的交换关系，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考古中确实没有发现高句丽自己的铸币，史料中也没有论及高句丽的货币和货币经济问题，但是，我们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没有铸币不等于没有货币经济，铸币只是货币经济范畴内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指物品，是货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货币经济形态中，在货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有多种物品被指定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起着货币职能的作用。从史料记载来看，我国历史上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地方民族政权，都曾先后使用过贝、布、绢、帛以及粮食、皮革等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这些起着货币职能的物品当然同时也是商品，在理论上它们被称为实物货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讲，这种实物货币在交换关系中起支配地位的阶段叫物币制阶段。从社会经济史的正常发展轨迹而言，这种物币制经济是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的掘墓人，同时又是铸币制经济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催生剂，它应该在铸币制经济诞生以后的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即退出历史舞台。当然，由于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不排除有例外之举。比如我国南北朝时期以及唐代，在铸币制经济很成熟的情况下，仍实行过“币帛兼行”的货币经济政策（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所以，我们认为，史料和考古中没有得到高句丽有自己铸币的材料，不能做为高句丽没有货币经济的理论依据。 二、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备了产生货币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从高句丽的整个历史来看，其所占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社会发展当然也极不平衡。尤其在它历史的前期，其地多大山深谷，自然条件限制了它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给。（注：《北史·高句丽传》卷九四。）”但到了它历史的中期，武力扩张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在占领汉江和辽东地区以后，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冶铁技术的引进，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中原地区十分接近。在近年的高句丽考古中，出土了大量的铁犁、铁铧、铁镰、铁耙、铁锹等生产工具（注：佟冬：《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8月。），形象地说明了高句丽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铁制农具与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基本一致。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经济综合实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手工业逐渐从渔猎和农业经济中脱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产品种类的增加和品质的优良又推动了商品的有效交换和合理流通；手工业者从渔猎和农业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了城市居民，这又刺激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扩大了城乡差别；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又为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创造了空间，更为商贾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商贾阶层的活跃必然的要促进货币经济的繁荣。这一切，都是高句丽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具体体现。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得知，高句丽的城镇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境内的高句丽古城就达数十座之多。另据资料和考古发现得知，在高句丽的手工业部门中，至少有冶金、纺织、造船、建筑、制陶等行业（注：耿铁华《高句丽壁画中的社会经济》，《博物馆研究》1987年2期。）。在诸种工业产品中，尤以铁、金器和鎏金制品最为精良，其工艺已达到并超过北方一些民族同类产品的水平（注：耿铁华《高句丽壁画中的社会经济》，《博物馆研究》1987年2期。）。在高句丽冶金和鎏金制品生产中大体应包括冶铁、冶铜、炼金、兵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金银器制造等一些部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的有些工业产品除自给自足外，还输往境外进行交易。如资料记载，北方的契丹族不产铁，取给于高句丽（注：佟冬：《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8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句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另外，我们从高句丽的对外侵略扩张以及中原王朝对它进行的征讨和它的文化、宗教、艺术等精神生活来考察，高句丽的社会经济实力是很雄厚的。从史料记载来看，高句丽从建国之初，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就不断的向周边各族政权攻城略地。从好太王碑碑文记载来看，仅好太王一世就向百济、新罗、夫余等各族政权攻取城池六、七十座，村上千，生口、军资器械不可称数（注：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文史出版社。）。再从北魏及隋、唐王朝先后数次动用数十万大军进讨高句丽而不覆灭这一史实来看，高句丽不但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实力也相当雄厚。因为不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交战双方不仅打的是军事力量，而更重的还是社会经济实力的较量，没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是无法支撑起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若不是高句丽政权内部发生内讧，唐高宗时也是无法灭其国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国家（或政权）社会经济实力的形象反映和试金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必然的要带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活跃。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得知，高句丽的文学、舞蹈、绘画、宗教等精神文化生活十分繁荣（注：耿铁华《高句丽壁画中的社会经济》，《博物馆研究》1987年2期。）。其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句丽货币经济的生产是有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