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问题研究述评

作 者:
刘军 

作者简介:
刘军(1975-),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国外、国内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介绍其成就,分析其不足,并提出从三方面入手,把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推向新高度。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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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学术史上古老而常新的话题。除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始终关注外,现当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纷纷加入其中,使该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国外的研究新进展

      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新水平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理论成果表现在国家起源动力因素和演进过程两个方面。

      对于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研究,先后有四种理论:卡内罗的战争说、哈纳和杜蒙德的人口压力说、拉恩杰和赖特的贸易说,以及亚当斯的综合变量互动说。卡内罗的战争说认为受到地理和社会限制的农业聚落之间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短缺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频繁的兼并战争,直到一个区域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为止。这就是国家形成之路。[1]人口压力说的哈纳认为,由于农业导致大规模的定居,人口密度增加,使土地和资源短缺而价值提高。对于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使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向超家庭的社会关系发展,在社会内部会产生一种世袭的体制,并形成集中的军事和政治结构。杜蒙德认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这种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土地和其他资源私人拥有和世袭体制的发展。拉恩杰和赖特等人则认为,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力是通过管理包括基本生活资料在内的大范围贸易系统而得到完成和加强的。具体而言,又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区域之间的贸易是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国家最初产生的媒介;另一派则认为区域内的贸易是以融合为基础的国家最初产生的媒介。由于强调单一变量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因此,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在总结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变量互动的综合说。他至少讨论了12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即国家的形成做出过贡献。他还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文明是一种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划分的等级社会。[2]

      对于国家起源的演进过程研究,有两种理论模式:“酋邦”和“分层社会”。摩尔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演进模式,近来颇受诟病。美国学者塞维斯提出了以“酋邦”为核心的四阶段演化模式:原始群(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他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3]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则提出了以“分层社会”心的四阶段演化模式:原始平等社会(egalitarian-society)——等级社会(rank-society)——阶层社会(stratified-society)——阶级社会。然而,弗氏的四个阶段和塞氏的四个阶段并不重合。其中主要是酋邦,它跨越了等级和阶层两类社会。弗氏的国家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4]酋邦理论也受到一部分学者的置疑。如有学者认为酋邦是进化路上的死胡同,世界上没有那个酋邦最终能进化为国家。还有学者认为酋邦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体现国家起源问题研究总体水平的集大成之作,即在荷兰海牙1987年出版的由克烈逊(H.Claessen)、斯卡尔尼克(P.Skalnik)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和《国家研究》。尤其是前者几乎囊括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所有重要学者的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两大发展趋势:

      其一绕开酋邦的是非争论,讨论从前国家社会演变到国家社会过程中某些机制的作用:一将再分配机制的发展看作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二从信息加工方式的不同,看两种社会类型的不同和演变。

      对于再分配机制的作用,美国学者阿诺德认为,原始社会是一种平等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他认为,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人们才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强化。[5]

      对于过渡态社会(酋邦)和国家社会的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信息加工方式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酋邦和国家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等级结构。酋邦的内部没有分工,首领必须同时加工处理所有的信息,并将决定直接传达给酋邦中的每一人。但他能处理的信息总是有限的,一旦酋邦想通过侵略和制服寻求扩张时,他的信息加工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决策的质量也很快下降。挽救这种信息传输失败的一个途径,是通过调节地方领土范围,将土地赐给酋长的儿子或近亲,使他们变为次一级的酋长,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翻版。当大酋长去世时,其他酋长就会起而争夺正统地位,因此,酋邦在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国家首脑的信息加工方式是有复杂分工的。国家机器能将各种活动分成不同的类型,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完成。首脑可以将权力下放而不担心权力失控,因为下级统治者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信息。上级统治者还可通过自己的渠道或与其他统治者的信息传输,来识别和修正下级给的虚假信息。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三到四级管理阶层的诞生,并常常伴随着对邻邦扩张、吞并。可见,酋邦有不可突破的信息加工和传输的制约瓶颈,其扩张和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必须代之以专业化、等级化的官僚体制,酋邦于是进化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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