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3)01-0025-06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文化目标，也是中国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化之后，为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毛泽东的“新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创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战胜了旧文化的同时，也培育了广大人民新的文化观念、道德观念，使人民拥有了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新文化猜想”的文化思想结构中，“新文化”仍是一个只可期待而不可经验的想象。更严重的是，这一迟迟不临的文化想象在试图接近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某种文化灾难。当“文革”灾难结束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的时候，邓小平便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两个文明、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改革开放的整体局面还存在着不适应甚至落后的状况，有些问题应该说还相当严重。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认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不仅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问题提出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全体人民都认识到这一选择对中华民族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但是，这一新的环境，也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分析指出的那样：“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提出和正视，一方面显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这些问题深怀的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地分析我国当下的文化发展和现状，可以从一个方面或侧面了解我国当下的文化状况，以及文化政策在怎样的程度上适应了文化发展的要求或构成了冲突。 一 并存的三种文化格局 当下中国的文化格局，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文化传统的惯性延宕；一是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传统在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在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功能。但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作为世界性的时代潮流，具有解构传统、建立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下中国呈现着三种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 （一）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今日中国，就文化领域而言，“主旋律”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它以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入选“五个一”工程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阶段性地造成了巨大的声势，从而给人民带来不可抗拒的文化影响。 虽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高度的警觉，但与“一体化”时代相比，这一领域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这为其他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它的文化表达，都是与现实建立在一种想象关系之上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或顺从这一话语实践，于是，它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就无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和法则。在成功与失败的选择面前，利益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主旋律”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如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或对当下英雄人物的宣传，都表达了主流文化改变“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世风的努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对世俗生活享乐的期待，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止是普通民众对此充满了向往，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的倾向也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当我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并眼含泪花的背后，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的高额出场费，竞相攀比的出场价格。在明星那里已不止是利益的追逐，它已逐渐演变为个人身价的标准，因此，金钱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在口头上谁也不否认“精神文明”，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究竟占有怎样的支配性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国家投入巨资制作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几十年不变的僵硬模式和狭窄的题材、刻板的面孔，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影响力和感染力。它的存在事实上仅仅成了一种具有姿态性的表意符号，既不符合市场条件下的文化生产规律，也失去了对主流文化宣传的功能。其作用有时甚至是反面的。这一点已构成了主流文化生产的主要问题，如何改变主流文化生产的浪费、无效的局面，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