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1-0012-03 目前，教育均衡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路径追求。然而非均衡的教育现实困扰着我们，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基本路径选择。本文试图运用公共选择的有关理论分析教育的非均衡的成因，希望为分析这一问题能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一、“经济人”范式：个人化行为决策诱致的教育非均衡 （一）“经济人”范式是政治市场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模型 “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有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市场的个人行为模型。公共选择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经济市场上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政治市场上也同样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政治也是一种个人相互交易的市场，这里的个人是具有利己心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从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出发，从交易活动中寻求和创造使自己获利的机会。这种“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范式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的。贯彻这一模型的原则是：人就是人，人并不会因为有一个总经理职位，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其“人性”就有一点点改变。当然，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等的，他们的偏好、能力和环境条件都不相同，因而他们有着不同的愿望、知识和对事物的理解。这样一来，成本、收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不同的个人对于任何一种活动的价值和成本都有着不同的评价。 （二）“经济人”范式下个人化决策引致教育非均衡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是一个简化的个人范式，这种“经济人”范式反映了人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对社会中所有个体行为特征的统计描述。这一范式运用在教育领域，对分析教育非均衡形成或教育均衡的缺失提供了依据。国家公共政策普遍存在的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城市人的利益，至今仍作为一种思维定势阻碍着人们更全面地关注社会，因而长期以来人们无视城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城市学生的学力是国家制定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的主要依据，即使是近年最新的中小学教学改革试点也大多设在城市，教材的最终定案仍是以城市学生学力为依据的，广大农民因在决策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他们对教育决策的要求并未得到反映。其后果无疑导致了城市与农村、边远地区教育的严重失衡局面。从普通初中在校生人数看，占全国70.08%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普通初中在校生数仅占全国的57.84%。而占全国29.92%的城镇人口拥有普通初中在校生数却占全国的42.16%之多，呈现出严重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局面。 二、官员经济：导致教育非均衡的机构动因 （一）官员经济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和官员是物品的供给者。根据尼斯卡兰(William A.Jr Niskanen)模型，这里所说的“官员”(bureaucracy)可以定义为一组司、局，即负责提供政府服务的各个部门。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府官员，而是指“官员机构”，是一个被人格化了的机构。官员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或机构[1]，官员追求的目标是在他的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一个官员可能追求下列目标：“薪金、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的产出、容易改变事物、容易管理机构。”[1]关于官员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尼斯卡兰模型中，被看做是一种双边垄断。官员只把他的服务“卖给”政府，而政府只从官员那里“购买服务”。不过，在这个市场上，发生的是用某种产出来交换预算。官员每年从财政部门或预算部门获得一次性拨款，同时允许提供一定量的总产出来交换预算。与经济市场上的交换不同，政治家与官员之间的交换不是按照产出的单位价格来进行的，而是根据政治家的边际评价和官僚的边际收益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官员为获得上级领导的满意而采取各种权宜之计，以获取最大化预算和最大化收益，从而实现其各种追求目标；与此相联系，第二种情况是政府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所必须面对的“理性无知”和“信息悖论”问题。换句话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也只能了解和获得某些特定的信息，而对另外一切信息处于无知的状态。如果要获得所有全部的信息，必须支付极其高昂的成本。斯蒂格勒认为，很难有人付得起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这一过程的信息的成本。所以，政府全知的条件并不存在，因而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理性。 （二）官员经济诱使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 官员经济情境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事实上是失衡的。因为不同地方官员对教育资源的配置首先是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对落后地区而言，由于希望迅速改变工业、科技的落后局面，因基础教育周期长、见效慢，所以将教育的重心移至高等教育。对发达地区而言，因希望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先势头，而将教育资源大量地配置在能为之带来更高的政治评价和社会声望，进而带来更多财政拨款的教育项目——基础教育之外的其他人力资源培养和教育培训上。不同地区官员经济的存在，使得在教育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各自地区的利益需要出发。加上国家教育资源的匮乏，财力的不足，中央财政无力对基础教育处于薄弱状态的地区实施足够的转移支付，致使官员经济下的短视化决策成为导致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又一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