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3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2)06-0053-07 战后的日本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教育政策的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教育政策的转变牵涉到各种政治集团或社会组织的利益，因此，战后日本教育政策的变革吸引了众多的关注。自民党、文部省、财界和产业界以及日本教师工会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自民党长期的一党执政是影响战后教育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在1955年大选之后，“保守联合”的自民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压倒多数的优势，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一党执政的局面。形成了以自民党长期执政，以社会党为主要在野党的政治格局，称为“五五年体制”。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90年代，自民党一党制逐渐解体，日本呈现出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1993年7月，日本众议院总选举的结果，最终宣告了自民党维系了38年的五五年体制的终结。在一党优越制之下，作为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大党，自民党很自然地在教育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立法过程中形成了自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不参与’的神话”。（注：杨建顺.日本国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88.）从教育委员会的选举方法到教科书和整个学制都明显地带有自民党长期保守统治的痕迹。在整个教育改革过程中，自民党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贯彻国家主义政策，建立更能体现“日本性”的教育制度，强调道德训练和压制左翼的教师工会的影响。这种国家主义思想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民党的教育政策主要由其政务调查会下属机关文教部会和文教制度调查会负责制订。文部省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贯彻自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并对教育政策进行技术性加工而形成的。在教育法案的形成过程中，不管是内阁提案还是议员提案，自民党与文部省、内阁都是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尤其是70年代以后，尽管提案的形式是由内阁出面的，但在这一方案的形成过程中，自民党已经全面介入，并掌握了主动权。任何一项改革方案如果没有自民党的认可是很难推行和立案的。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日本的一般的立法程序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在立法过程中形成了官僚支配政治的局面，即行政官僚成为内阁提出法案的立法计划之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法案的制订主要是由个省厅的官僚负责。但是，各级官僚在立案之际当然要考虑与执政党公约的关系，因此从立案阶段就开始和执政党频繁地“通气”。在立案最终交付国会讨论之前还要经过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和政务调查会的部会进行的“执政党审查”。在“执政党审查”的所有过程中，各省厅的领导出席，进行法案的说明及回答质询，便形成了自民党与官僚的结合。官僚主动向执政党提供信息，因而形成了协力关系。 上述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自民党执政初期的十年，其主要政治目标在于巩固政治基础和在国会中与反对党做斗争，因此，此时期的教育政策是从属于反对进步阵营的更广泛的政治运动需要的。这集中体现在执政初期积极推进反对日本教师工会的政策上。由于这一时期自民党关注的焦点较为单一，此时它在教育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反对日本教师工会的教育政策外，它不愿卷入文部省其他教育政策的制订。另外，自民党内部还没有形成有奉献精神的教育家集团，使它没有能力参与教育政策制订过程的所有方面。60年代末，在日本学生运动高潮时期，自民党内的教育家最终掌握了党内教育政策的制订。此后，自民党内一批主要在战后接受教育的年轻议员逐渐形成了党内的教育派。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中央教育委员会拟订教育政策的时候，教育派成为政策制订的重要参与者。由于教育派此时还处于发展初期，因此文部省在教育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0年代中后期，教育派中年轻的国会议员在知识经验方面已经积累得相当丰富。文部省的一个官员目睹了自民党内教育派的成熟过程并记录了这个转变：“在五六十年代，文部省的官员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现在，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年龄越来越年轻，许多都是第二代政治家。……在六十年代末，这些年轻的议员集合到一起成立了教育政策研究会；当他们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在这些集会上做讲演——是作为文部省的一个长者给年轻的国会议员做讲演。今天，这些国会议员已经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他们自己的政策了。是他们在告诉文部省应该做什么。”（注：Leonard J.Schoppa,Education Reform In Japan:A Case Of Immobilist Politics,Routledge,1991.84.）教育派通过各种各样的杠杆作用来对教育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如改变从属与政务调查委员会的教育分委员会的角色，使其由单纯地对文部省的政策建议进行审议转变为通过自己积极地调查主动提出新的政策建议；教育派通过积极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使自己认为的教育政策问题可以得到资助；通过影响文部省的人员任命使其不能违抗教育派的意愿等。 自民党发挥对教育政策的绝对性影响，不仅仅是通过党内的教育派，自民党中央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使是在70年代党内教育派对文部省施加了巨大影响的时候，文部省中央依然控制着整个政府。政府通过财政紧缩措施削弱了党内教育派通过提出新的改革议案来影响教育政策制订的途径。同时也削弱了其他政府部门通过相互作用影响教育政策制订的力度。此外，自民党中央通过设立隶属于首相个人的内阁级的教育咨询机构来直接影响教育政策的制订。中曾根首相设立的临时教育咨询委员会就是典型代表。临教审是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建立的，它隶属于首相办公室且其人员都是由首相任命。通过临教审，首相个人的意愿就可以获得合理表达的途径，表明自民党中央在教育政策制订过程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