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6-0042-10 一 引言 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超越于北方经济之上。明清时期，尽管北方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南强北弱的整体经济差异并没有扭转。就北方内部的经济结构而言，游牧区依然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农耕区传统的经济结构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较低。直到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北方经济在近代前后的明显变化，已为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所证明。例如，从翰香先生在研究近代冀、鲁、豫乡村时，认为北方市镇的发展，大致发生在近代。她说：“如果说，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是江南市镇勃兴的黄金时代；那么，华北平原的市镇勃兴，则大致是发生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里。”[1]（p118）关于北方的农村手工业，史建云的考察表明：“明清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固然再度上升，但直到近代以前始终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外经济关系的日益扩大，冀、鲁、豫三省的农村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农业的结合方式以及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变化。”[1]（p333）市镇经济和农村手工业都是农村商品经济的主要体现。这些论述，都证明了在进入近代以后，北方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笔者认为，这种提高的具体体现，就是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它与天津等北方沿海港口的开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北方各大港口当中，以天津港的腹地范围最广阔，对北方经济变迁的影响也就最大。上海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港，但是，它的腹地范围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2]，对北方经济变迁的影响力度，远不如天津。因此，以天津港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为主视角，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学术界对天津港的研究开始较早。1946年，李洛之、聂汤谷的《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版）一书，阐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在北方与全国的经济地位。解放后，这方面的论著更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1—3期连载）、姚洪卓《走向世界的天津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2期）两文和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分别论述了近代天津进出口商品种类、数值的变化以及天津在全国外贸中的地位，罗书还概括阐述了天津港与腹地间在经济上的互动关系。然而，它们对天津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北方经济外向化的具体过程，以及二者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等，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试图弥补这些不足，并为今天北方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 天津近代港口的起步与北方经济外向化的开端（1860—1904） 1860年天津开埠以前，北方的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它仍然处于传统的农牧业经济阶段。比如，甘肃凉州府（治今甘肃武威县）隆德县，“僻处山谷间……（康熙二年〈1663〉前后）民止农作，不习商贾之事。……男子冬夏披羊裘，间著疏布短衣，即称富民。……能织褐，又绩麻及胡麻为布，但粗恶特甚，村民自蔽体耳”（常景星修，张炜纂：《隆德县志》，上卷，风俗，康熙二年刻本）。而河北平原上的深泽县，虽然水运交通方便、土地肥沃、距离天津也不太远，发展条件较好，但是，在咸丰十年（1860）的时候，也仍然是“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鲜狙狯”（张衍寿修，王肇晋纂：《深泽县志》卷四，典礼志，风俗，同治元年刻本）。 1860年天津的被迫开埠，虽然在客观上为北方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这一转变过程却是极其曲折而缓慢的。这体现在本阶段天津港商品的进出口状况之中。 表1天津港1863—1903年进口大宗商品的价值量及所占百分比（%） 价值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据[3]（p178）表6-5、[4]（p83）“1898—1908年天津口岸进口商品结构”二表改绘。 从表1来看，开埠初期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港所倾销的商品当中，生活资料类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863年，以棉布、糖等为主的生活资料的进口值占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1.2%，而到了1883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80.7%。与此同时，20年间生产资料类产品，如棉纱、机器、木材和铁路材料等所占的比重却始终没有超过1%。这反映出，当时天津及其腹地仍然以传统的农、牧、商业经济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需要进口的生产资料数量也就不多。与此相反，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极不道德的”特殊商品——鸦片的输入量却很大。1863年，鸦片的进口值占到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6.4%，仅此一项要比该年全部正当生活资料的进口值还要多。进口结构当中的这种不景气状态，既是腹地在传统农、牧、商业经济的制约下无须接纳外来正当消费品的表现，也反过来影响了腹地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河北平原东部的昌黎县，虽与天津近在咫尺，但在同治五年（1866）的时候，仍然与天津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该县“无富商大贾，若粟米则籴于关东口外，绸缎则来自苏、杭、京师，土著多而客民少。虽城堡各有集市，集市各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者不过棉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何崧泰等修，马恂纂、何尔泰续纂：《昌黎县志》卷十，志余，风俗，同治五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