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1-0077-07 一 从1996年至2000年夏，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企业史》第一卷课题组，几经周折，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了该卷的编写任务。书稿送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史》编委会审读后，我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却思绪涌动，像探险回营那样浮想联翩。这次企业史研究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中国市场史的研究不能只在流通领域做文章，还应从生产领域，尤其从已具商品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中去寻找市场发育的过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企业与市场互动的研究，也许就是扣开中国近代以前市场史大门的“二分”希望。 中国近代以前的企业和近代企业有明显不同。概括地说，（一）生产力水平不同，近代企业是以机器生产（或机器与手工结合生产）为基础，近代以前的企业是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机械为结构简单的木构件机械，动力以水力、畜力、人力为主；（二）生产关系的整体状况不同，近代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近代以前的企业经营者有小商品生产者、商人、官僚、地主、官府，成份复杂，难以确定其企业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或仍是封建主义的，有很多是中间类型，其生产关系呈模糊状态。（三）近代企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有相应的法律环境，近代以前的企业尚不具备这一资格与环境，尽管它也有多种投资与经营模式。但是，不管是近代企业还是近代以前的企业，它们都是一种“经济组织”，具有商品（产品）生产、服务社会（市场）、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规范等特点，所以，均可用“企业”这个名词，只是近代以前的企业是近代企业产生以前的企业萌芽和雏形阶段。以上说明主要为了澄清“企业是近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近代以前社会会有企业组织吗？”这个疑虑。 在肯定了中国近代以前有企业存在这个前题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一个新的视觉：清代企业与市场的互动。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市场史的研究。1992年邓小平同志肯定市场经济，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后，市场经济和市场史的研究广泛开展，成绩显著。但是，就市场史研究来说，总的情况是重流通轻生产，即较多从流通角度研究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萌芽，而较少从企业及社会生产角度去研究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萌芽。市场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和共同舞台，从商品（产品）生产与市场关系去观察市场的发育过程和市场经济萌芽，可以发现一角新天地，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 二 清代前期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以所有制形式划分，企业有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两大类。历史上官营企业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皇室和官府消费，同时也为了满足社会、国家需求，诸如造船、木料加工、铁制工具、铸钱、兵器等等。但是，到了清代，官营企业的产品和市场联系加强了，出现了新的产品供应方式，产品也进入了市场。而民营企业，则更是以拓展市场为己任，视市场为生存发展的条件。 （一）官营企业的产品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清代官营企业的产品是供皇室和官府消费的，官营企业是一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实体。但是，在具体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样概括还是不够准确、不够详细的。官营企业的产品，事实上可以分为几种用途，一种是供皇帝及其皇室成员、百官个人消费的产品；一种是供官府祭祀、政治、对外活动用的产品；一种是作为其他官营企业生产原料的产品；一种是投放市场，兼及流通领域的产品；一种是国防所需的产品。 第一种产品主要是江南三织造生产的绸缎和景德镇御窑生产的瓷器。以上供绸缎来说，苏州局的情况是“刻期定限，雇机匠织成异品金彩龙凤蟒段，解往燕京，以供宫中诸族服用。”（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8页。又《李煦奏折》3页，记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进元旦龙袍。）在输入内府的丝织品中，最重要的是御服即龙衣。苏州织造的产品包括龙衣采币锦缎纱绸绢布棉甲，以龙衣为第一号产品。杭州织造也生产龙衣和宫廷服饰。 第二种丝织品属于公用品，包括诰敕制帛、郊祀制帛、奉先制帛、礼神制帛、亲展制帛，报功制帛、素帛等等。诰敕用帛设官诰机织造，“诰命用五色或三色丝，文曰奉天诰命；敕命用白绫，文曰奉天敕命，用升降龙清（满）汉字，一品玉轴鹤锦，二品犀轴螭锦，三四品贴金轴，五六品角轴牡丹锦，七品以下，角轴小团花锦”。（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6页。）可以说官诰生产的要求比较严格。郊祀、告祀两种制帛，有满汉两种文字；奉先制帛，色青黄；礼神制帛，色白；展亲制帛则有青、赤、黄、白、黑五色；报功制帛，均白色，称素帛，不织文。（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6-77页。）先在江宁织造设神帛机织造各种制帛，后在杭州织造奉先帛和礼神帛。 第三种产品有云南等省的铜、银产品，完全为官营铸钱局提供原材料。云南开采铜矿、冶炼铜料的全盛时期在雍正初年到乾隆末年，前后约七十多年。所出铜料分运全国，也可以说全国的制钱大部分是用滇铜鼓铸出来的。滇铜供应京局的数量大约在四百万斤，乾隆二年(1737)户部令加办一百七十万四千斤，合计五百七十万斤，另加耗铜之类配办、加运铜，实际运京滇铜每年六百三十三万一千余斤，从乾隆四年(1739)起，成为定例。另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从滇买铜铸钱。（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12-13页。）值得注意的是，滇铜运京或供各省铸钱，不再是无偿划拨，如江南三织造上供那样，而是定价采办。滇铜官定卖价是每百斤九两二钱，经镇江特运京师，加水运脚钱每斤七两，总成本每百斤十六两二钱。除运京局以外，有十个省采买滇铜。采买滇铜必须经过奏准，价格是成色较高类铜料（“高铜”）每百斤十一两（贵州采买“高铜”每百斤只给价九两八钱），成色较低类铜料（“低铜”）每百斤给价九两。两类铜料均须配给余铜一斤。此外还配给铜耗。（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19页。）各省采买滇铜铸钱，开启了官营企业内部供货由无偿调拨改为定价采买之途，这种采买虽然仍不是市场采买，但已把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原则引入到采买活动中，说明市场的交换原则正在改变着官营手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市场和官营企业生产发生互动的一个例子。
